這一個正在變化的時代，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不論會發生什么，對于研究歷史的人來說，眼前的一切都是龐雜無序的史料，如何淘沙撿金，如何去偽存真，牽涉到我們的價值判斷、個人素養和認知，甚至是對歷史的情感，同樣一份史料，在不同的史家眼中，會有不同的結論，“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是我們在面對歷史材料時應采取的一種謹慎態度，即“多聞闕疑，慎言其余”，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唐代史學評論家劉知幾嘗言史才、史學、史識，至清代，章學誠又加上一“史德”，簡來說來，史學就是學術涵養，史識是指對事件或人物的判斷，史才可解釋為才智天分，史德就是心術品格。歷史學家無不渴望探求真相，但在有限的條件下，探求真相往往是困難的，在一個時代，若以政治或意識形態高壓箝制史學的自由發展，則無信史可言，因此，史家所要追求的事實上是一個良知，一個求真的良知，在杜維運先生的《史學方法論》中，將此稱之為“史學的純真精神”，從某種角度來說，歷史是一個價值判斷之舉，是一個綜合之舉，也是一個反省之舉，歷史不僅僅就是過去。

隨著世局的轉變，史學也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在事實上，所謂的“政治史”已不能再獨霸天下，“現代化敘事”與“革命敘事”內涵的對抗，或許已成為中國史學界的“范式危機”。這一“危機”對于史學研究來說，應當是一個新的契機或轉折，若以臺灣史學界為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民主化過程，對學術界影響最大的是言論思想的自由，意識形態的消解以及史料的逐漸開放，對于近現代史而言，國民革命史觀不再強勢，中國現代史不再等同于國民革命史，也不再等同于國民黨史。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革命意識大見削弱，發掘新資料、引進新理論、提出新問題、得出新結論，已成為臺灣近現代史學研究的基本精神。

應當承認，中國近百年的歷史詭譎多變，對于這一段歷史的研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多有資料繁富、問題復雜、事多隱晦、人多在世之困擾，但在脫開現實政治的糾纏，拋棄蘇聯模式、黨團關系、革命史觀的影響之后，一如章太炎所言“字字征實，不蹈空言；語語心得，不因成說”，歸納一段歷史的演變過程，理出史事發展變化的詮釋方法已成為一種可能，“史學得跟著環境變化而變化，世變愈急，史學變得愈快”，以多元取代一元，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也就是說，若想重現歷史真相，必得跳開固有立場，甚至勇于超越“黨見”，歷史不再為革命服務，也不再為政治服務。

研究歷史的人，通稱為“史家”。一般說來，史家把史料變成歷史的過程，常會受到環境的影響，所以，史學的觀念往往會決定歷史的解釋。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歷史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中重要的不是古今，也不是天人，而是際變，史家與時代，就是這樣一種特殊的關系。歷史研究在本質上是“求真”，雖以過去之事為主體，但關心的對象卻是當下。歷史記載了太多的經驗和教訓，歷史不僅僅就是過去，而是建構過去到今天的延續，是一種移動的、提出問題的敘述，對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作出合理的解釋或判斷，歷史的功用，其中有一點，就是避免重蹈覆轍，一如西哲培根所說“研讀歷史，可以使人聰明”，知道今天從何而來，又該往何處去，這恐怕就是歷史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