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包拯事，總有幾個疑惑：一是他為什么鮮有朋友;二是他彈劾張方平的上疏為什么沒有流傳下來;三是他為什么不笑。史書里記他平生不寫私人信件，沒什么朋友，與親戚也不往來(如果鞭打有違法行為的表舅不算“往來”的話)。他流傳下的文字，只有早年的一首短詩和晚年一篇家訓，其余全是奏議。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剛嚴峭直的典范，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飭得一無破綻，里里外外立于不敗之地。

但從常識可知，人是不可能這樣完美的。道德的意義，不在于“滅人欲”，而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使個人行為與社會相平衡。有德者是道德沖突的勝利者，而如包公，竟似毫無道德沖突。北宋時唐風未滅，人們還算開朗，不大遮頭護尾，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員，雖棲宿不同，心事大略可知。但包公是個大大的例外。歐陽修疏論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說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見;跡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說人心隔肚皮，評價一個人，可信賴的還是他的作為。不過，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線索，一個人的作為，或為迷霧所隱，或為光芒所掩，也會含糊起來。

歐陽修的批評，源于包拯連劾張方平與宋祁。宋祁有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人稱“紅杏尚書”。包拯抨擊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時多游宴，蜀人不滿他的奢侈。比起哥哥宋庠(此前也曾被包拯彈劾過)，宋祁確實生活鋪張，但當時文官游宴成風，若以此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況宋祁在蜀每晚宴罷，還燃燭展紙，干起正事，遠近的人看見燈光，都知道這是宋先生在修《唐書》。他死后，成都數千人哭于祠，似乎名聲也不很壞。

另一位被包拯攻擊的是張方平。此人天性豪邁，頗有才干，見識在當時別具一格，只是一生未得伸展。當時京城某人拍賣家產，時任三司使的張方平購得一處房屋。包拯立加彈劾，說他“無廉恥，不可居大位”。張方平確實不謹慎，但似乎尚不足以立“無恥”之論。據司馬光后來說，包疏檢舉張方平的不端事跡，還有不少條狀。但這么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傳的包公奏議中，竟不見蹤影。清朝有人猜測，此是包公子孫不愿意以示后人而削去，毫無根據。但不得見此奏原文，總有些遺憾。碰巧的是，張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時都與呂夷簡不和，而包拯受過呂夷簡的提拔。要是能從中尋出一絲足跡，我不覺得包公形象會受多大損害，相反，倒還覺得親切些—人都有個三親六故吧。但沒有，無論前后，包拯的議論沒有半分私情的把柄，無不堂堂正正。

包公的心事不為人知，是否應歸罪于文獻失傳呢？宋人話癆最多，記述成風，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有關包拯的記錄，少之又少。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過歐陽修的薦舉，還曾是上下級，多少總有過從，但整部《臨川集》，竟無一字提及包拯。別人那里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吳奎，和包拯親密，給他撰過墓志銘;另一位張田，自稱門下，給奏議結集。若無這兩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雜劇中的了。我猜測當時多數人的心理或許是這樣：對包拯，說他不好，實在說不出;說他好，又不情愿。人至清則無徒，此之謂也。最奇異的，是包拯不笑。當時流傳的一句話：“包公笑，黃河清。”—包公一笑，比黃河變清還難得。史籍未曾記載包拯有過類似面部神經麻痹之類的疾病，我們也無由推斷他是個內心麻痹的人。但不管為什么，一個不會笑的人，無論多么多么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會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