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傅斯年（字孟真）與同學好友顧頡剛于北京大學預科卒業，繼而升入本科，傅入國文門，顧入哲學門。1917年9月，放洋七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在與家鄉姑娘江冬秀完婚之前，年僅27歲的胡適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學哲學門教授，主講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三門課程。

按北大傳統，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皆由年長、國學深厚的名教授擔任。在胡適登臺之前，此門課程由號稱“兩足書柜”的陳漢章主講。據說陳氏在臺上引經據典，夸夸其談，天上地下，云山霧罩地大談伏羲、黃帝、神農、堯、舜、禹等史影里的人物與故事，兩年下來，才講到商朝的“洪范”。胡適接課后，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編寫講義，以一種懷疑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遠古歷史和古代哲學家的遺著。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中，采用“截斷眾流”的方法，摒棄遠古“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記載，在開篇“中國哲學的結胎時代”一章中，用《詩經》做時代的說明材料，拋開唐、虞、夏、商，直接從西周行將覆滅的最后一個階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講起。如此一改，原來號稱五千年歷史被截去了一半，聽講者大為驚駭。當時在哲學門就讀的顧頡剛回憶說：“ 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

遭受了重大打擊的學生們并沒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適投降，他們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胡說”，于是有幾個激烈分子開始鼓動鬧事，琢磨如何把這位“胡說”的年輕教授趕出校門。就在這關鍵時刻，顧頡剛想起了在學生中頗有領袖威望，滿身霸氣，具有梁山好漢氣概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向其講明一切，希望傅能以自己的威望拉胡適這位只比自己大幾歲的“兄弟”一把。傅斯年接受了顧的建議，于是專門聽了胡適的幾堂課。傅斯年在課堂上曾幾次以請教為名向胡發難，最后把胡適弄得滿臉騰紅，汗都下來了。但絕頂聰明的胡適畢竟不是等閑之輩，他咬緊牙關，一路過關斬將，突出重圍，總算是度過了難關站穩了腳跟，繼續做他的教授。自此之后，傅斯年同顧頡剛一樣，對胡適的治學路數與學術思想從認可漸漸變為傾慕佩服，漸漸轉向了胡適。正如顧頡剛在回憶中所說：“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后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許多年后，胡適曾深情地回憶說：“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的想紋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么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后，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后，才曉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護人。”短短的幾句話已充分流露了胡適的心跡，感激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