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方孝孺，我們的腦海里馬上會想到一個詞——忠臣，作為建文帝的左膀右臂，為建文帝的失敗立下了汗馬功勞，沒錯，作為資深大儒的方孝孺，雖然最后盡忠而死，但建文帝的失敗，方孝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有理由相信方孝孺對建文帝是忠心的，因為他后來的舉動可以證明一切，但方孝孺在治國治軍方面的才能的確平庸，這無疑給問你提供一個假設，忠臣就一定能成就大業嗎？大儒就一定能定國安邦嗎？德行就一定能打敗敵人嗎？

很顯然并不能，這本身其實是一個定向思維或者說是思維定勢，仿佛忠臣一定能力強，本領大，但建文帝的失敗其實并非因為兵不強馬不壯，恰巧正是因為諸如方孝孺、黃子澄等儒生誤了大事，諸如黃子澄用漢朝“七王之亂”的鼓勵朱允炆削藩，而其實錯估了形式，朱允炆剛登上皇位不久，應該養精蓄銳，韜光養晦，而且他們也沒有一個類似縱橫家主父偃的人給他們出謀劃策。這些人擅長的是作學問，立德立言。但立功方面后世儒生少有，王陽明除外。儒生用兵擅長多愁傷感，紙上談兵，甚至試圖用道德去感化敵人。其根源在于道德作為第一性的。雖然中國古代社會用道德作為統治的方法，但在軍事上道德水平高，并不能擊退敵軍。其影響之深，不可謂不嚴重，諸如建文帝在北伐削藩之時下令，不得傷害朱棣一根毫毛，否則斬立決。這個近乎可笑的行為，一次又一次的幫助朱棣成就霸業。

高曉松在講南明史的時候，痛心疾首，感嘆道，如果南明能有一個縱橫家，朱家皇帝也不至于迅速瓦解滅亡。歸根結底其原因正是因為愚忠思想。方孝孺真的被滅十族嗎。忠誠是一種精神，對于一個人的自身修為并沒有錯，但為了表示忠誠而影響到了他人，是否合適呢？《明史》：孝孺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時年四十有六。（選自《明史·方孝孺傳》；《中國通史》傅樂成主編的明清史中這樣寫道：“景清的瓜蔓抄，鐵鉉的寸磔投沸油中，方孝孺的夷滅十族，死事尤其慘烈。”；

《明通鑒》：孝孺投筆，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曰：”獨不畏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上猶欲強之，孝孺乃索筆大書：“燕賊篡位。”四字，上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國榷》：孝孺擲筆哭罵不已。上曰：“吾能赤人九族。”對曰：“即死安能加族我乎？通過以上史料，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方孝孺被滅十族是可信的。只可惜成了自己美名，卻丟了十族人的姓名，可悲，可嘆。太平用儒生，亂世用縱橫，很可惜明代后來的皇帝并沒有從建文帝的身上吸取教訓，誤國之臣此起彼伏，諸如東林黨集團的錢謙益等人。我想起另一位大儒王陽明的一句名言：心存大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可惜這個道理黃子澄不懂，方孝孺不懂，建文帝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