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是“四大家族”中陳氏家族的開創者，他們的二叔陳其美曾是將蔣介石一手提拔起來之人。陳氏兄弟二人曾替蔣介石負責國民黨內的特務工作，權力極大，當時甚至有“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說法。后來，因功高蓋主之嫌，受到蔣介石的排擠。而西安事變則把陳氏兄弟與蔣介石多年的私交一刀斬斷。

西安事變的爆發時，在南京國民黨內部引起了強烈震動，一些黨內要員都開始打起了各自的小算盤，整個國民黨一片混亂。

事變發生的當天下午3時，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曾養甫得到西安特務發來的急電“張、楊叛變，領袖被扣，生死不明。”他一看嚇呆了，急奔陳果夫公館，正好陳立夫也在那兒，兄弟倆為這突如其來的事變所震驚。

本來，陳立夫準備12月11日乘飛機赴西安，向蔣介石報告國共談判情況;因突然發高燒，沒去成。所以，此時的陳立夫似乎感到自己很幸運，如果當初真的去了西安，也許自身也難保了。想到這，他急忙打電話給何應欽等軍界要人。要他們迅速作出決策，以救當前。剛放下電話，何應欽已派人傳來口信，要求各中央執行委員到何公館一聚，共商對策。

在何公館里談話一開始，便在如何處理和解決張、楊扣留蔣介石的問題上，分成了尖銳對立的兩派。一派以馮玉祥、李烈鈞、孫科等為首，主張以蔣介石的生命安全為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另一派則以戴季陶、何應欽、吳稚暉、居正、葉楚倫等人為首，堅決主張以武力討伐西安“叛逆”。

陳果夫與陳立夫在會場上一會兒沮喪無語，一會兒義憤填膺，他們兄弟倆都站在戴季陶、何應欽的立場上，要求出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以武力解救蔣介石。陳立夫慷慨陳詞：領袖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為叛逆所扣押，生命難保。前途堪慮，唯有大張撻伐，聚殲丑類。”

當時，有人提出，是否滿足張、楊部分條件，使蔣介石能盡快獲釋。陳果夫與陳立夫立即站起來，聲色俱厲地說“絕對不行。這是向綁匪贖票的辦法。”同時，陳果夫還向會議建議，南京城內應立即戒嚴，要以強硬手段處理西安事變。

就這樣，經過激烈的爭論后，會議決定對西安方面進行討伐。

會議之后，陳立夫比以前更忙了，他此時似乎感覺到自己作了自己的主宰，不用請示，不用匯報，一切自己說了就算。但不管怎樣，陳立夫有一點沒忘，這就是要為營救蔣介石立一功。否則，蔣介石有一天真的回來了，他是無法交差的。所以，他一方面主戰，另一方面設法營救，只有這樣，蔣介石回不回來他都有話說，都能立于不敗之地。

然而，歷史常常表現出極大的偶然性。正當主戰派武力討伐西安的主張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宋美齡于13日從上海回到了南京。她主張營救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宋美齡的主張得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等的堅決支持，于是，該派很快壓倒主戰派，占據上風。

何應欽雖然認為宋美齡是婦道人家，不許她管國家的事，但在蔣氏裙帶派強大勢力下，也無奈何。這樣，南京當局遂采用“正面處置嚴正，營救則多方運用”的原則。

1936年12月26日，這是陳果夫、陳立夫一生都記憶猶新的一天。因為在這一天，出乎陳果夫、陳立夫意料的事情發生了。蔣介石由張學良陪同，回到了南京。

陳果夫、陳立夫及其他國民黨高級官員都懷著自己特有的心情到機場迎接蔣的歸來。陳立夫作為蔣的親信，被允許跟隨到達蔣介石的住所。蔣介石由于背傷還沒痊愈，一進屋便躺在床上，長長地舒一口氣。

陳立夫站在蔣介石的床邊顯出一副既興奮而又沉重的樣子。此時，他覺得有很多話要同蔣介石說，但又想不出從何說起，沉默片刻，他找到了個可以說的話題。當即向蔣介石建議：中央軍各部繼續全線西進，一舉消滅共產黨。

陳立夫越談越起勁，不時地觀察著蔣介石的表情，蔣介石半晌沒有說話，他閉上眼睛。不說同意也不說反對，實際上，他是否定了陳立夫的建議。陳立夫看見蔣介石一直不講話，也就不再說了。

陳立夫的建議沒有被蔣介石采納，而且，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又是對他們討伐方案的否定。這使陳果夫、陳立夫十分難堪。過了不長時間，蔣介石便與宋美齡、陳布雷合作《西安事變回憶錄》一文，并以宋美齡的名義發表，文中把戴季陶、何應欽等包括陳果夫、陳立夫在內的主戰派好好地挖苦了一頓。

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即于1937年2月15日召開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內戰和國共關系問題。在三中全會上，陳立夫、陳果夫的頑固反共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他們站在國民黨民主派一邊，與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進行了激烈斗爭。但盡管如此，陳果夫、陳立夫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國民黨后來兵敗流落臺灣后，蔣介石為了兒子蔣經國的未來考慮，重新整頓國民黨，陳氏兄弟也淡出核心圈子。陳果夫于1951年病死，而弟弟陳立夫此前就遠赴美國，辦起了一個養雞場，直到1970年老蔣才又讓他回臺定居。陳立夫是長壽之人，活到2001年去世，享年10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