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初的甘肅，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百姓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軍閥擾民，為禍尤烈。本地軍閥，你爭我搶；外地軍閥，乘虛而入，都想在這塊貧瘠得再也無法貧瘠的土地上，撈上一把，撈錢財，也撈政治資本。北洋軍閥頭子吳佩孚由川入甘，就要靠隴右這塊土地貧瘠但政治上重要的地方，希望東山再起。

初入隴南

1929年元月，在西北軍統治甘肅時期，將甘肅分建為甘肅、寧夏、青海三省。到1931年元月，南京中央政府讓馬鴻賓代理甘肅主席，想借馬的力量，收拾甘肅的混亂局面。

1931年8月25日，西北軍留甘部隊、新任國民黨新編第八師師長雷中田，發動事變，將馬鴻賓扣于蘭州。這次史稱“雷馬事變”的行動，使甘肅本就亂紛紛的政局更趨復雜化。“雷馬事變”的發生，是吳佩孚進入甘肅的誘因。此前，他已經在四川蟄居了好長時間。

1926年，作為北洋直系軍閥首領的吳佩孚，在屢戰屢敗之后，又被北伐軍徹底打垮，逃到四川，寄食于四川軍閥楊森籬下。寄人籬下，終歸不是長久之計，不甘寂寞的吳佩孚時時注視著政局的變化，妄圖東山再起。現在，機會終于來了。四川軍閥鄧錫侯等人也支持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大軍閥”，為他打點行裝，湊起了一個200多名身穿北洋軍服、頭戴五色國旗帽徽的護衛隊。于是，在1931年8月，吳佩孚帶著他的夫人、公子，以及10多個幕僚，在護衛隊的保護下，以游歷為名，浩浩蕩蕩，從四川進入了甘肅的文縣。當時，甘肅的文縣、武都一帶都是四川軍閥的勢力范圍。所以，吳佩孚一到文縣，就受到鄧錫侯部下和當地士紳的熱烈歡迎。到武都后，當地官員也極盡奉承之能事，捧得這位沒落將軍暈暈忽忽。吳佩孚在文縣和武都呆了一個多月，裝模做樣，迎來送往，倒也忙忙碌碌。他是清末秀才，向來以儒將自居，所到之處自然免不了附庸風雅，賣弄文才，談文化，賜“墨寶”，一時間文縣、武都等地市場上的宣紙，竟被搜買一空。

吳佩孚還組建了“精一大道”，廣收道徒，在武都北山藥王洞設世道門，親自講經說道，闡述《書經》中“人心惟危”的所謂大道，迷惑群眾。一些當地的幫會道門也乘機講談所謂“無極老母”、“燃燈古佛”之類的迷信神話，把吳渲染成一個能文能武，博古通今的唯一完人。

北上蘭州

1931年10月8日，吳佩孚經成縣來到天水。當時，盤踞天水的馬廷賢，已接受了蔣介石的收編，被委任為“隴南綏靖指揮”。對于吳佩孚入甘，馬廷賢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吳佩孚到天水后，馬廷賢一方面表示熱烈歡迎，日日以筵席款待；另一方面他又觀察局勢，虛于應付，在吳佩孚離開天水后即將吳的委任狀派專人送給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表示自己仍效忠中央。吳佩孚在天水，情形與在隴南諸縣差不多。不少紳士仍不斷去拜訪他，不少人還得到他的委任。據說他對于晉謁的賓客，只談《四書》、《五經》或詩文，不談政治。當時有人曾問：“聽說蔣委員長要請大帥到南京去，大帥去嗎？”吳回答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就不再多說了。這位“上將軍”盡管表面上對政治放得很松，但卻絲毫無法掩蓋其東山再起的野心。

“雷馬事變”需要一個調停人，迎接上將軍的人也從蘭州來到了天水。于是這位極想利用調停雷馬糾紛來拉攏地方實力派，撈取政治資本的吳佩孚便從天水起身，經隴西、渭源、臨洮等縣，于1931年11月7日來到蘭州，下榻于早就準備好的“吳上將軍行轅”。蘭州各界對于這位沒落將軍仍十分推崇，極盡禮數。半月之內，各機關團體的歡迎會或宴會，幾乎每日都舉行；而吳佩孚在每個場合，都自命不凡，講“楊墨之學”、講“中庸之道”、講“因果報應”，也講時政。至于揮筆弄墨，附庸風雅，自是免不了的。在吳佩孚的斡旋調解下，“雷馬事變”也和平解決了。

“雷馬事變”和平解決后，吳佩孚自認為自己有了政治資本，于是就活動了十幾位政界要人，發表“通電”，擁護他出山，“共謀國事”，這又使得甘肅的形勢復雜化了。蔣介石對吳佩孚的行動深感不安，便命令楊虎城派陜軍入甘平亂。在亂紛紛的局勢中，吳佩孚絞盡腦汁，已無良策，只好帶著眷屬和隨從，倉促離蘭，經寧夏逃往北平。吳佩孚離開蘭州的時間是1931年12月9日，算算他在甘肅呆的時間，還不到半年。這位曾經叱咤風云、不可一世的“孚威上將軍”，本想憑借甘肅的動亂局勢東山再起，誰知局勢的變化出人意料，“孚威上將軍”只好灰溜溜地逃離甘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