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的一生是個大悲劇，戲里戲外一般凄苦被動，甚至連最后飲藥的死法，都和她所飾演的角色相同。

關于阮玲玉的死，最著名的說法是“人言可畏”，其鋒芒直指社會。誠然，社會歷來是怪獸，尤其在男女平權遠未實現的民國時期，黑暗是見怪不怪的常態，因此怎么批判都不過分。但我們在批判社會的同時，有兩條原則不應無視。其一，不可用虛言和假語為武器，沖無物之陣施放冷箭。其二，不可全然拋開個人在其中應當承擔的責任。

這里，虛言和假語指的是，阮玲玉的遺言“人言可畏”，是緋聞男主角唐季珊偽造的。連魯迅他老人家當時也被蒙在了鼓里，因此他憤而發表的文字，就不可能與事實合轍。而且，據學者張耀杰考證，面對大富豪唐季珊，“阮玲玉同樣表現出喜新厭舊、嫌貧愛富”。其實，這也是人之常情，我們沒有權利指責。但是，我們卻有權利了解真相。真相就是，阮玲玉拋開曾相濡以沫共同走過困境的愛人張達民，投入了茶葉商人唐季珊的懷抱。因此，他們之間發生法律訴訟，是自有來由的。隨后，報道鋪天蓋地，就像今天的八卦新聞。你用一句偽造的“人言可畏”來為阮玲玉的死開脫，就把水攪渾了，好像是記者的筆戮死了她。事實并非如此。

據張耀杰稱，1935年4月1日《聯華畫報》發表的“人言可畏”遺書出于唐季珊之手，目的是為了撇清自己的責任。而真正的遺書有兩通，發表在《思明商學報》上，但因學報發行量甚小，沒有引起足夠關注，以致多年來假遺書流行，成為許多人臧否人事的立論基礎。

兩通遺書，一通寫給張達民，一通寫給唐季珊。阮對張說：“不應該成為你們兩人的爭奪品。”對唐說：“沒有你迷戀某某，沒有那晚你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約不會這樣(指自殺)。”某某，指唐季珊逢場作戲的性伴舞星梁賽珍。

因此，張耀杰指出：“阮自殺的根本原因，在于她自己沒有依照法律程序，妥善處理與兩個男人的事實婚姻，反而極其盲目地把全部情感和人生賭注，抵押在根本不可能與她正式結婚的已婚富商唐季珊身上。”然后，面對法律訴訟，理虧心虛的她，無力直面難堪的局面，悲慘地選擇了以死逃避。

那么，張達民起訴的內容是什么呢？他告唐季珊與阮玲玉通奸重婚。法律怎么宣判是法律的問題，但有一個事實不容無視：當年，是張達民不惜與家庭決裂帶阮私奔。如今，阮傍上大款又來了個不辭而別，張達民內心委屈憤怒，訴諸法律，也算是正常反應。

社會就是這么個追腥逐臭的社會，歷來如此，將來也會如此。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這永遠都是康健者一廂情愿的夢。紅塵滾滾，古往今來，多少像阮玲玉一樣的人都這樣掉隊了。這時，不問個人原因，只一味批判社會，如魯迅捕風捉影寫就的《論“人言可畏”》，貌似義憤填膺，實則劍指虛空，反而把真相可能具備的啟示意義消弭于無形了。就是說，你動輒批判社會，可社會在哪里呢？沒有人肯出頭為這個“社會”來認賬的，批判的聲浪一旦涌起，人人都會用目光默默地指認他人是兇手。

從真遺書中可以發現，阮玲玉的直接死因，是唐季珊移情別戀和家庭暴力。人言固然有壓力，審判固然不好面對，但對阮玲玉及絕大部分女性來說，若有一個堅實的臂膀可以依靠，她們的韌性足以助她們挺過難關。但唐“那天打我，今天又打我”，阮玲玉的心已經冷了，斯世何世，趣味全無，死，就成了她的必然選擇。

也許是因為阮玲玉實在漂亮，也許是因為她的演技實在好，我們很容易就天然認定她是無辜的受害者。同情，理解，支持，一股腦地獻給她。因此，她死，就一定是別人的錯。實在找不出哪個具體的人來頂包，那就是社會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