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義者，所以他對歷史上的大儒們所描繪的理想境界羨慕不已。王莽一向認為，“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他議論決斷，全部引經據典。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稱三代，事必據《周禮》，把一切政令、設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禮》幾乎是王莽新政的藍本。他認為所有改革都必須在儒家典籍中找到依據，或在他之前已經有人提議。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為了與儒家經典不沖突，組織了大量人力展開了長時間的討論。王莽的智囊班子全是儒學專家，一天二十四小時連軸轉，從各種古代典籍里找出路。史書是這樣描寫這類討論的——“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由于長年參加討論，一些官員長期無暇顧及政務，只好由人兼管，案件訴訟民政急務都沒有時間處理。

于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絕后的改名運動，地名、官名、建筑名，能改的不和能改的差不多都改了。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就改漢時的諸侯王叫做“公”，又依據《周禮》設置了許多新官，并將漢時的中央到地方的官吏名稱全數改變，表示改朝換代，革漢立新，廢劉興王。

在中央官職中，更名大司農為羲和，后改為納言，改郡太守稱大尹，都尉叫太尉，縣令長叫宰，御史叫執法……如此種種不勝枚舉。至于地名，也是從中央改到地方全部都改，改長安叫常安，長樂宮叫常樂宮，未央宮叫壽成宮。地方郡縣名稱改變更多，幾乎是年年都改，一改再改，以致“一郡至五易名”，然而，改到最后，還是叫原來的名字。因為官吏和老百姓根本都記不住，所以，朝廷每次下詔書的時候，就不得不用它原來的名字附在新改的名字后邊。比如，詔書說到“新平”，就得在后邊附上“故淮陽”;說到“陳定”，也得在后邊寫上“故梁郡”。這種改革除了增加記憶的麻煩，影響效率，造成浪費，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厭惡，以至帶來社會的不穩定之外，無任何益處。

對待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王莽掌權后，為表現其“威德至盛異于前”，便改變了平等友好的態度，他命使臣收繳了西漢時發給匈奴的“匈奴單于璽”，而代之以“新匈奴單于章”，不但在匈奴前加以“新”字，且以“章”代“璽”，表明王莽降低了匈奴單于的政治地位，將匈奴以前與漢天子的平等關系降為與王莽的新朝諸王同樣的地位，從而使匈奴成為新朝的附庸。這自然引起了匈奴單于的不滿，加上其他一些糾紛，平靜多年的北方邊境開始緊張起來，戰爭一觸即發。

在這種情況下，王莽不但不采取緩和措施，反而變本加厲，下令匈奴單于改名為非常滑稽又匪夷所思的“降奴單于”，又下令分匈奴全國為十五單于，這就引起了匈奴單于的公開反對。

同時，王莽遣使四出，把四方的少數民族紛紛由王改為侯，收繳印章，改變名號。這還不算完，王莽布告天下，改高句驪國名為“下句驪”，改匈奴為“恭奴”，單于改叫“善于”。這，簡直就是腦子進水，沒事找事，也只有王莽才能想得出來這些名號。這些帶有民族歧視色彩的政策，不但起不到樹立新莽王朝權威的作用，反而引起各少數民族的極大反感。王莽的文字游戲終于玩的過火了，匈奴開始侵擾邊塞，邊境地區吏民被掠殺者不計其數……

王莽在位期間其它的一些改革措施，也與他的文字游戲一樣，但往往只注重形式，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討論修改條令的文辭優美與否、是否符合經典規范上，根本不考慮是否會擾動民眾和給社會帶來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