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謖是個戰略家，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般死讀兵書，不堪大用。

之所以讓人產生如此印象，無非就是馬謖在防守街亭中犯了教條主義錯誤，最終導致街亭失守，使蜀軍陷入了軍事上的被動。

為嚴肅軍紀，鼓舞士氣，諸葛亮不顧“勝敗乃兵家常事”的客觀實際，直接來了一個略帶表演成分的“揮淚斬馬謖”。看起來是執紀嚴明，不徇私情，其實卻是在為自己用人不當推卸責任。見諸葛亮悲痛，眾將紛紛勸慰：“今幼常(馬謖字)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痛哭耶？”不料諸葛亮卻說道：“吾非為馬謖而痛。……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今果應此言。乃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大痛也！”

看看，劉備早就說過馬謖“不可大用”，而此時的諸葛亮也終于“悔悟”了。前后對照，極盡渲染，這就很容易地給我們造成一種錯覺，那就是馬謖的確是一個難托大事的無用之人。但問題是，以馬謖自身之才能，諸葛亮卻非要將其放到一個把關守隘打阻擊的位置上，究竟是“大用”還是“小用”呢。

其實，縱觀馬謖的軍事生涯和種種表現，也并非如劉備所說的“不堪大用”，而是不可“大材小用”。戰略家的長處在于，通觀全局，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當然缺點就是缺乏執行力，如果讓其帶兵打仗，陣前廝殺，分明就是棄長就短，自尋死路。可惜的是，這樣一個可比“漢之張良、陳平”一級的人物，因了諸葛亮的存在，在劉備眼里也就顯現不出水平了。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不說，臨死還留下了“不可大用”的遺言，可謂是一棍子打死不償命。

還好，盡管劉備先生有言在先，諸葛亮還是沒有小看馬謖。見“馬謖高談闊論，甚是愛之，愈加敬重”，但諸葛亮的這種關愛和重視，不是著眼長遠和大局，喜愛馬謖也僅供個人驅使上便利。如此一來，馬謖也就只能當做沖鋒陷陣的“鷹犬”、“走狗”來使用了。而這，本就不是馬謖的長項。

說馬謖是個戰略家，并非憑空高估，全無根據。

想當年，諸葛亮南征孟獲，臨行之前，諸葛亮沒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見，唯獨向馬謖請教，可見馬謖在諸葛亮心中的位置。見諸葛亮垂詢，馬謖站在宏觀全局角度，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愚有片言，望丞相納之：且蠻夷之地，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中國久矣;雖今日便破之，明日又復反矣。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復也。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亦速矣。若盡誅蠻夷種類，非仁人之心，又不可倉促除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以服蠻夷矣。”此言一出，諸葛亮不禁大加贊嘆：“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正是有了馬謖的建言獻策，才有了諸葛亮的“七擒孟獲”的攻心之戰，也才有了蜀國南方的長治久安。

話又說回來了，盡管是馬謖提出的建議，但如果讓其親自到南方征討孟獲，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如果僅此一事還不能說明馬謖之能，而接下來的另一件事就更能看出馬謖的長于謀略。卻說曹丕死后，諸葛亮想趁此北伐，但畏懼司馬懿掌雍、涼兵馬，久后必為蜀中大患，因此想先起兵伐之，以絕后患。

諸葛亮考慮的并非沒有道理，但如此一來，勞民傷財不說，還要走不少彎路。對于長途跋涉、遠征北伐的蜀軍來說，無論如何都不是一件幸運的事情。這時馬謖卻獻計說道：“不勞丞相張弓只箭……司馬懿雖是魏朝大臣，而曹叡平素疑之。何不密遣人亡洛陽、鄴郡等處，布散流言，說此人欲反;卻作司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貼諸處，使曹叡必疑，必然殺此人也。”此言一出，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諸葛亮立即安排得力人等依計而行，最終司馬懿被削去兵權，賦閑在家，為諸葛亮北伐掃清了障礙。

從這兩次的事件看，馬謖的確是有大謀略、大智慧的。像這樣的人，只要賦予合適的崗位，定然會發揮出相當大的能量。俗話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而馬謖，顯然不僅僅是一個將軍那么簡單。由此看來，馬謖的“不堪大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劉備的壓制和漠視造成的。而丟失街亭，顯然是諸葛亮用人失察所致。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假若馬謖犯的是教條主義錯誤，那么這個錯誤的始作俑者定是諸葛亮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