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于乾隆的認識，有一個反復的過程。由塑造了“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到由盛轉(zhuǎn)衰的推手——好色、游手好閑、浪費了多次中國歷史發(fā)展戰(zhàn)略機遇的自高自大的帝王，再到封建社會的合格帝王，最后到擁有重大性格缺陷的合格帝王。

個人認為，研究清史特別是政治史，有一個先決條件必需時時記住，否則就會因為暫時忘記而失去一個研究的準繩。即：作為戰(zhàn)勝者一方(滿蒙)，對于失敗的一方(包括漢族在內(nèi)的其他民族)，在任何時候，其精神都是高人一等的。因此，他們對漢人官員既害怕又蔑視。

正因為如此，乾隆才會因為怕柴大紀的戰(zhàn)功超過福康安，而以非常可笑的由頭(福康安因為柴大紀戰(zhàn)爭期間來不及穿下級見上級的禮服而惱怒柴大紀的風光，近而闡發(fā)出漢人不可靠的歪理，進而激怒乾隆。近而，乾隆又以貪污、貽誤戰(zhàn)機等為名殺了柴大紀，最終為了坐實案子，便向福建藉的在全國各地的文武官員發(fā)動進攻，殺的殺、發(fā)配的發(fā)配。其實，這樣的案例在清史并不鮮見。由此，我們可以解答，乾隆為什么在后期那么寵信和珅。正是因為乾隆后期出現(xiàn)的和珅把乾隆在吏治上的形象給毀了。

清朝第一德政就是“永不加賦”，康熙晚年曾希望按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賦稅作為準則，日后無論多生出多少人也不變。然而，因為各種原因這項政策根本沒有施行(但效果還是有的，康熙朝總共免賦稅1億4千萬兩)，直到乾隆五年(1740年)，才將其真正地履行下去。

幾乎與此同時，乾隆五年，還號召全國的地主對租戶減免田租由此減輕對佃農(nóng)的壓力。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皇帝，真是太不容易了！作為最大的地主，皇帝也并非只照顧地主階級的利益。

乾隆和歷代封建帝王一樣，在糧食作物有了保障之后，就開始大面積地推廣經(jīng)濟作物，如種桑養(yǎng)蠶、棉花種植等，其實，這些到了晚清左宗棠時期一直在這么搞。比較有特色的是，乾隆還大力開發(fā)了采礦業(yè)，如金銀銅鐵錫鉛等金屬礦業(yè)，煤炭等自然礦業(yè)。

更為重要的是，乾隆時期初步扭轉(zhuǎn)了沒有人口統(tǒng)計的劣勢。人口統(tǒng)計問題極為關(guān)鍵，可以說關(guān)系到一個王朝的興亡。晚明之所以亡國，其原因就在于上至皇帝下到父母官，根本無法知道自己的老百姓有多少，明朝二三百年的歷史，始終是六七千萬人，未增一人未減一人，未生一人未死一人(當然，這個“人”僅僅是納稅單位)。再加上廣大的流民、賤民的存在，明朝的人口是筆糊涂賬。這就是李自成等農(nóng)民起義軍屢次失敗，屢次只剩幾個人的情況下沒過一兩年就突然帶著數(shù)萬、十萬幾萬農(nóng)民軍突然出現(xiàn)在官府面前，而官府根本沒有準備的根本原因，官員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屬下有多少老百姓。

到了乾隆五年，乾隆終于下定決心要統(tǒng)計全部男婦大小人口，在乾隆六年錄得人口一億四千萬，52年后全國人口3億多。46年人口增長一倍多，顯而易見，如果沒有相對平穩(wěn)的政局，全面的整體社會發(fā)展根本無法做到這一點。由此，就可以反證出，乾隆其實干得不錯。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展，問題就出來了。終于相繼爆發(fā)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山東王倫起義、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甘肅蘇十四起義、乾隆五十一(1786年)年的臺灣林爽文起義等。特別是白蓮教起義，幾乎影響了全中國，對清廷的統(tǒng)治產(chǎn)生了百年來最大的威脅。而對民生、吏治等問題，乾隆并沒有真正地自省，只是躺在自我良好的感覺中。乾隆帝的吏治在頂層制度設計上出了問題。

人口增多，賦稅卻不增加，顯然政府的工資獎金就無法發(fā)出來，這也是清廷繼續(xù)施行明“低薪”的原因之一。由此，就必然帶來官員的腐敗。乾隆時期，官員腐敗眾多的原因也是制度給逼的，你如果不腐敗的話，就沒有辦法生存。為此，康熙活著的時候就曾經(jīng)對于人口增加問題提出過：要靠搞活經(jīng)濟來增加工商稅收來解決問題，然而，問題又來了，農(nóng)業(yè)作為封建社會的根基是不能動的。這可麻煩了，要增加手工業(yè)、商業(yè)、采礦業(yè)、運輸業(yè)等，就必然會動搖靠天吃飯的農(nóng)業(yè)，這完全是對立的！就在這種對立中，問題總是時好時壞地解決著。

正是因為上述根本原因，乾隆朝的經(jīng)濟政策無論多么好、多么巧妙，它始終都沒有超脫漢、唐、宋、明的經(jīng)濟政策范疇，在眼界上落后于宋和晚明。因為，經(jīng)濟政策的傳統(tǒng)性，那么王朝興亡的傳統(tǒng)定律就會同樣顯示在他的身上。

清朝的皇帝，很快速地吸收了中國歷史王朝的興亡教訓，成為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中最完善的政權(quán)。然而，他們終究不能抵擋住歷史的教訓。假如乾隆皇帝沒有進行“養(yǎng)廉銀”的制度確立的話，清朝的歷史將是另一個樣子。由雍正創(chuàng)建、乾隆確定的該項制度，至少延長了清朝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壽命。

但隨著時間的推進，人們特別是官員們有了更好地應對方法。最終，乾隆想出了一個好的辦法：既然祖宗定下了低工資的政策，我也沒辦法，那好吧，我就在工資之外給你們發(fā)獎金吧，由此“養(yǎng)廉銀”登上了歷史舞臺。

然而，養(yǎng)廉銀也無法阻擋腐敗的蔓延，反而更增加了貪欲。對此，乾隆采用的方式是殺、威棒。殺就是殺貪官、殺異端思維也就是施行文字獄。我們先說文字獄，乾隆是為了給后代塑造一種忠于清朝的思想氛圍(他認為后世君主肯定沒有他有智慧有手段)，鞏固清朝的統(tǒng)治。從實質(zhì)上看，乾隆的所作所為和朱元璋并無太大區(qū)別，朱元璋等人是從肉體上消滅可能的未來威脅，但他僅限于他的那一代人而已;乾隆則是要從精神上、肉體上消滅可能的未來威脅，他的目標是永遠。

再說說殺貪官的問題。以前的印象中，乾隆皇帝對于貪腐問題比較不重視，在其任內(nèi)出現(xiàn)了和珅這一大貪官(不僅僅是和珅，還有李侍堯等多位大貪官也受到了袒護)。然而，我們卻忽視了和珅之前40余年，乾隆殺的一二品大員有多少，殺的貪官又有多少。可以說，乾隆朝是整個清朝懲處貪官力度最強的一朝，乾隆任期內(nèi)達四五十人，僅殺的、嚇死的一二品高官案件就不下20起，一次懲處一二百名官員的案例就有三起以上。

乾隆時期，是清代貪污案件最多、涉案官職最高、犯罪數(shù)額最大的時期。以乾隆四十五為界，前四十四年發(fā)生十七起一二品官員貪腐案件，后十五年發(fā)生十二起貪腐案件。而且都是集團作案，例如案例中我們講到的乾隆四十六年甘肅冒賑案。從總督到縣丞共有120多人。被殺者56人，一二品官員的總督、巡撫、布政使各一人;知府、道員三四品官五人;同知、知州、通判等五六品官十人;知縣縣丞等正副七品官三十八人。其余七十多人則被判處流放、抄家。

面對貪腐，乾隆采用了四種方式予以應對：

第一：完善養(yǎng)廉銀制度。

第二：加強懲貪力度，貪污一千兩以上者死刑。

第三：停止雍正朝指定的死緩犯人可以捐贖的制度。

第四：新增了侵貪罪，明確父死子賠為制度。

第五：禁止上級索要下級錢財，接受土特產(chǎn)。

第六：嚴禁官員設立管家門人，拒絕接受紅包、索要門包。

由此，乾隆時期，二品以上大員被斬絞、勒令自盡者達27人。那乾隆后期為什么變了呢？問題就在于滿漢問題上。封建統(tǒng)治者唯一的管理模式就是金字塔形式，皇帝直接或間接控制住各地的督撫藩臬，然后由他們控制省市縣的政權(quán)格局，最終，由各地鄉(xiāng)紳利用各種鄉(xiāng)約控制住廣大的最基層的百姓。

因此，長期與其交流的就是這些督撫藩臬，時間長了，自然對于他們心生袒護。而且，再加上和珅本身的能力，乾隆對其極為喜愛，畢竟純正的滿人中好不容易出來一個政治人才，乾隆自然要袒護。同樣，康熙朝對噶禮的袒護也是如此。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之前，對于貪污問題也極為重視、處罰也較為嚴厲。但乾隆審案的不公卻非常嚴重，例如李侍堯貪污受賄三萬一千多兩，金六百兩。但他卻以“李侍堯一生之功罪，原屬眾所共知，諸臣中既有仍請從寬者，則罪疑惟輕，聯(lián)亦不肯為已甚之事”為由，將死刑改判了死緩。這一“緩”就出問題了，經(jīng)過捐錢贖罪等正規(guī)方式，以戴罪立功的形式逐漸再次成為封疆大吏。

而同期的廣州將軍秦璜，貪污受賄不到二百兩，卻也判了死緩。秦璜之所以被重判，乃是乾隆認為秦潢有違禮制，妨礙了以“禮”規(guī)范吏治、民風進而維護統(tǒng)治秩序的戰(zhàn)略。那么秦潢都違反了什么禮制呢？其一，進官衙時用八抬大轎;其二，在小妾生日擺酒席唱大戲;其三，最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就是，竟然休了大老婆，把妾提拔成了妻。

在乾隆時期，共有18名一二品官員因貪腐自盡。但也許是因為年齡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對于“養(yǎng)廉銀”作用的自我感覺良好、也許是對貪腐之戰(zhàn)的勝利希望的喪失，乾隆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里卻采取了一種讓人悲哀的手段——縱容。

由此，出現(xiàn)了各種問題。乾隆中后期，全國各地各種起義、民亂再次多了起來，更出現(xiàn)了和珅這樣的大貪污犯。由此，清朝步入了衰落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