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政治家或者軍事家、思想家，但首先是一個人，是一個生活在柴米油鹽中的人，是一個終生掙扎、糾結、沖突和矛盾的人，是一個既有靈魂又有體溫的人。通過觀察他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如何俯仰揖讓，我們可以切身感受曾國藩在種種艱難面前的猶豫與堅定、拘執與圓通、笨拙與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與“人欲”，更真切地領略他的人格和魅力。曾國藩一生都在變化中。他從“憤青”變為“老奸巨猾”。他早年是一個憤怒青年，因此處處碰壁，動輒得咎。到了中年，經過重重挫折，他才終于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掃蕩的。只有必要時和光同塵，圓滑柔軟，才能順利通過一個個困難的隘口。

曾國藩一生都在變化中。他從“憤青”變為“老奸巨猾”。他早年是一個憤怒青年，單線思維、唯我獨尊、憤世嫉俗、矯激傲岸。做起事來手段單一、風格強硬、純剛至猛、一往無前。因此處處碰壁，動輒得咎。不光是對同僚，就是對自己的親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確”、“你們都不爭氣”的神氣，處處批評教訓，弄得當年國荃、國華到北京投奔他，結果都呆不了多久就返鄉了。到了中年，經過重重挫折，他才終于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掃蕩的。只有必要時和光同塵，圓滑柔軟，才能順利通過一個個困難的隘口。只有海納百川，藏污納垢，才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達到勝利的彼岸。經過這次反思，他從一個憤怒青年變為老莊信徒，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場生存者，設身處地體諒他們的難處，交往時極盡拉攏撫慰之能事，必要時“啖之以厚利”。以至胡林翼則說他“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這套儒道融糅的老練莫測的神態在官場上如魚得水。

曾國藩身上的“笨拙”與“精明”，其實也并不矛盾。正是與眾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國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他的哲學是，直線是最短的距離，簡單是最有效的方法，最笨拙其實就是最精明。因此，他創建湘軍，選拔將領，專挑不善言辭的“鄉氣”之人，蓋因其敦實淳樸，少浮滑之氣。曾國藩一生善打愚戰、笨戰。他花極大心血去研究敵我雙方情況、戰斗的部署、后勤供應、出現不利情況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個環節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決心。因為“笨”，曾國藩在一切知識面前都十分謙虛，不敢稍有成見。他不被什么定論先入為主，總是要親身嘗試了，親眼見到了，才下結論。他由迷信風水相面，晚年轉信了天命。他早年之所以信風水，是因為祖母入葬之后，家中接連發生了幾件大喜事。他后來又不甚信風水，則是因為又經歷了幾次風水“理論”與“實踐”不符的事實。實事求是的思想方式，使他的思想保持著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

至于曾國藩身上的清與濁，則更容易理解。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長處是表里如一，致命缺點是毫無彈性，在官場上注定處處行不通，只能成為官場上的一種擺設。而曾國藩最終卻成就內圣外王之大業，這與他性格中“和光同塵”、穩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關。善于與不合理的現狀妥協，推動曾國藩一生繞過多重障礙，直達自己的最終目標。

學者吳方對曾國藩的復雜性有過精彩的分析：“曾國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傳統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則也有靈活性，亦即宗經而不舍權變。他有‘兩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這種‘兩手’式的格局(儒學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國藩來實踐了一回。說他那理學姿態是假的也罷，情況確實壞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國藩又可以說‘真誠的偽飾’。這大概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種尷尬的真相。”

雖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國藩許多“作偽”的證據，但是平心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曾國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對朝廷最忠誠的。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對上對下，都貫徹了以誠相待、以拙勝巧的原則。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貫不計自身利害，以身報國。比如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他為了國家利益，就不惜負起“賣國”罪名，甘當“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毀于一旦。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后，醇親王奕托好友轉來一封信，信中對曾國藩大加恭維，意圖結好。醇親王乃是慈禧的親妹夫，與慈禧關系極為親密。長期以來，他一直欲與奕一爭高下，所以主動拉攏曾國藩，以增強自己的政治實力。一般人對這樣的核心親貴，主動奉迎唯恐不及，曾國藩卻沒有給他復信。奕不甘罷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國藩的另一好友黃倬轉寄詩文，希望曾國藩應和。曾國藩仍然沒有回信。除了對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國藩如此風骨棱然，主要是從“避內外交通之嫌”這個中國政治大原則出發。曾國藩晚年的秘書趙烈文說過一句話：

(曾國藩)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說，曾國藩雖然以平定洪楊永載史冊，然而他的一生，與農民軍作戰所花費精力不過十分之三四，而與官場作戰所花費的精力卻是十分之五六。這話說得沉痛而又深刻。這是任何一個想在中國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代價。與一般中國人不同的在于，大部分方正之士被中國社會的“特色”磨得一事無成。曾國藩卻沒有被挫折打垮，他達到了他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