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大的是非，慈禧不失兩大特色：一是才情，詩書畫皆能，書畫有一定的功力，耳熟能詳的“可憐天下父母心”，即出自慈禧為其母的祝壽詩;二是歹毒，對政敵自不必說，即便對侄子光緒帝的嬪妃也痛下殺手。

其實，無論是才情還是歹毒，對慈禧來說都有放大的一面：慈禧的書畫，有不少為繆嘉蕙、屈兆麟代筆;珍妃被慈禧處死，實則咎由自取。

慈禧與珍妃之間的矛盾

慈禧為同治帝生母，同治帝逝后無子，選擇了慈禧的侄子，同時也是其親妹的兒子載湉繼位，是為光緒帝。真正隆重舉行“大婚”之典的，清代帝王中只有順治、康熙、同治、光緒四個，可見慈禧對光緒帝的器重。

光緒帝有三位后妃：隆裕皇后是慈禧弟弟的女兒，“姐妹花”瑾妃、珍妃是戶部右侍郎長敘之女，都是慈禧選定的，原無親疏之分。隆裕皇后與珍妃交惡，很好理解。

進一步論就原由，隆裕皇后與慈禧有親緣關系，慈禧與光緒帝也有親緣關系，認為慈禧因為隆裕皇后而惡光緒帝與珍妃，很難解釋，何況慈禧是個“政治家”，“婆婆”計較“兒媳”之間的問題就太簡單了。

慈禧給予珍妃的警告

珍妃讓慈禧生厭，首先在其個性。珍妃與其姐瑾妃，自幼隨伯父長善在廣州長大。長善為兩位侄女選的老師，就是后來的榜眼文廷式，也是后來“帝黨”的重要人物。珍妃早年的生活環境，相對開放，不是隆裕皇后的傳統型。同時，珍妃性格外向，幾乎放誕不羈。珍妃不僅對西洋玩意好奇，還經常著西洋時裝宮中招搖，違反宮禁。有一次，竟著龍袍去唱戲。凡此種種，在當時的環境中，這都不是個人愛好與興趣的事，而是嚴重違反禮制的行為。對珍妃的不軌，慈禧只給予訓戒。后來珍妃讓一個小宦官開照相館，慈禧把這個小宦官當場杖斃。責任在珍妃，慈禧拿奴才開刀，是在給珍妃發警告。

但珍妃在奴才的印象中，卻比慈禧好，因為珍妃經常給他們賞賜。珍妃的正常收入并不高，清朝后妃年俸分為九等，除皇太后特殊外，待遇都比較低：皇后銀1000兩，皇貴妃銀800兩，貴妃銀600兩，妃銀300兩，嬪銀200兩，貴人銀100兩，常在銀50兩，答應銀30兩。珍妃年俸最高時，亦不過300兩銀子。花錢大方，收入不足，珍妃便賣官。

珍妃賣官

胡思敬《國聞備乘》記載：“魯伯陽進四萬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簡放上海道。江督劉坤一知其事，伯陽蒞任不一月，即劾罷之。”珍妃賣官給魯伯陽，掙了一筆大錢，對方出了問題，自己也被人贓俱獲。

光緒二十年(1894年)，珍妃又將四川鹽法道的官帽賣給賣給了玉銘。光緒帝召見玉銘時，發現這個人居然是個文盲！珍妃賣官，涉及其堂兄志琮，以及宮中太監多人，這種內外勾結，都是歷朝歷代的大忌。珍妃做事，實在太離譜。較之于生活上的違反禮制，珍妃顯然是在干政了。這個時候，慈禧如果將珍妃殺了，完全是在執行祖宗之法。但是，慈禧震怒之余，是將太監高萬枝處死，太監永祿、宣五、王長泰、聶德平等數十人斃杖或充軍，有關宮女驅逐出宮。對珍妃“褫衣廷杖”，降為貴人，等于是“行政降級”處理，有大事化小的一面，但讓珍妃就此感激慈禧，那是不太可能的。

緊張的婆媳關系

慈禧與珍妃之間這種緊張的“婆媳關系”，顯然來自珍妃嚴重違反禮制與祖宗之法。另一個重要因素，即所謂“帝黨”“后黨”之間的政治斗爭。而“帝黨”中的骨干成員，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師，志琮是珍妃的堂兄，關系錯綜復雜。慈禧與珍妃之間由“婆媳”演變為政敵，珍妃之死便在情理之中。

1900年，八國聯軍攻進紫禁城，珍妃死亡。末代皇帝溥儀之父載灃認為，珍妃是為避免受辱而主動跳井殉節，《清史稿》采有了這種說法。但諸多回憶錄性質的文字，認為是慈禧下令將珍妃處死。

慈禧與珍妃間的恩怨，就此結束。在清宮戲中，常見的藝術場面，都是極力渲染珍妃的“美”，慈禧的“惡”，而觀眾寧肯娛樂也不肯思索。可見，一個惡貫滿盈的人，要找回自己的公信力有多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