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的馭人之術(shù)是很有一套的。他做皇子時建立了一個智囊團，養(yǎng)了一群謀士。胤禛對這些謀士保持了很深的城府，對他們的忠誠建議和“金玉良言”，不僅不輕易贊成，甚至還時時敲打他們、加以訓斥，以顯示自己的高明賢良。

胤禛常常底氣充沛、義正詞嚴，簡直就是圣人的化身，這只是一種假象。在權(quán)謀社會中，這有時也是一種力量，可以給人帶來好名聲和更多的支持者。

《雍正王朝》里那位鄔先生的原型，其實在現(xiàn)實中是戴鐸。而胤禛對于戴鐸“十啟”的處理，可視為胤禛矯情呵斥下屬的經(jīng)典案例。

戴鐸是胤禛的一個謀士，這個人做了一件讓歷史不會忘記的事，就是他在胤禛做皇子時，給胤禛上了“十啟”(十份建議)，勸主子去奪取皇位，并獻上了自己的一些對策。

對于這些建議，胤禛表現(xiàn)出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戴鐸上第一啟的時候，是康熙五十二年，正是各皇子爭奪皇位的關(guān)鍵時期，在這份報告中，戴鐸提出了四個建議：一是要搞好父子、兄弟之間的關(guān)系;二是要和臣僚、下屬搞好關(guān)系，廣積人脈;三是不要摻和是非，不要計較小利;四是要多獎掖提拔優(yōu)秀人才，為自己的未來打造一支隊伍。

胤禛其實非常相當皇帝，對于這幾條中懇建議，卻表現(xiàn)出一副淡漠的樣子。他的批復大意是：這些話雖是金石之言，但對我卻一點用也沒有。我若有當皇帝的心，斷不會這樣行事的，況且當皇帝是一件苦差事，避之唯恐不及，哪里還會主動去追求。像你這樣的居心和言語，以后不可再有，慎之慎之。

胤禛的這段話即把自己相當皇帝的心思隱藏了起來，又教訓了下屬。如果傳到外面，還可以讓人們看到他淡泊名利的圣人形象。這對于胤禛自身的發(fā)展來說，是一股力量，有很大的推波助瀾作用。

戴鐸的第七啟寫于康熙五十六年，大意是：胤禛要想成就當皇帝的大業(yè)，必須找一處練兵屯糧之所。戴鐸自陳愿意去臺灣，替胤禛屯聚訓練，也可為將來之退計。

對于這個建議，胤禛又將其駁斥了一通。胤禛說：“我以國士待你，此舉比罵我還厲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是非災，必遭天譴。我勸你好好做你的道罷。”

顯然，胤禛對戴鐸的這個建議很不以為然。其實，胤禛早就在西北邊陲放置了自己的心腹大將年羹堯，哪里還用得著戴鐸啊？這借勢一罵，又給自己的公眾形象加了分。

戴鐸的第九啟寫于康熙五十七年。戴鐸此啟主要向胤禛分析了幾個王爺?shù)膬?yōu)劣和當皇帝的可能性，他的本意當然是希望胤禛當上皇帝。胤禛批道：“我在京時，如此等言語，我何曾向你說過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驟敢如此大膽。你之死生，輕如鴻毛;我之名節(jié)，關(guān)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這種生氣胤禛使裝出來的，他這一罵，就把自己不想爭皇位的姿態(tài)表達了出來，既可以讓自己的兄弟們放松警惕，還可以讓自己的形象更高大。中國文化講究不爭名利、以義為重，胤禛對下屬這樣的訓斥正好迎合了大眾心理。

胤禛繼位后，讓人把戴鐸的“十啟”匯編成冊，其意是想讓后人知道，自己并不像做皇帝，當年戴鐸不斷地勸她當皇帝，他始終在罵戴鐸。

雍正帝玩權(quán)術(shù)的手段很多，不止對“十啟”的批判。康熙帝晚年時，內(nèi)心極度渴望得到皇位的胤禛愛上了佛教。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掩飾，以在眾兄弟面前表明自己無意爭奪皇位，放松對手們的戒備。

等到繼位并把異己排除干凈后，雍正帝不僅拜喇嘛高僧為師，還選刊佛學書籍，展現(xiàn)出虔誠模樣。但在現(xiàn)實中，雍正帝的嚴苛是出了名的。各種史料中記載的“文字獄”，無不訴說著雍正時代的嚴厲和毒辣。因此，雍正帝信佛也不過是在掩飾自己的殘忍，假托慈悲而已。

不過，身處在那個時代，胤禛要不是靠著“能裝”和繼位后的嚴酷，又怎么擊敗眾多強悍的對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