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年初，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這個運動以儒家的“禮義廉恥”為中心思想，以蔣介石的“三化”為行動指南，其目的是要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一場“改造國民生活形態以及行為模式”的教育運動。

蔣介石的“三化”，是指“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所謂“生活藝術化”，是以“藝術”(包括中國古代的“六藝”)為國民生活準繩，達到“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所謂“生活生產化”，是以“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為非禮，不勞而獲為可恥”的教育，達到“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之目的。至于“生活軍事化”，則正如蔣介石所說：“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于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的國民！”他還說，“勇敢迅速”、“刻苦耐勞”、“能隨時為國犧牲”、“可以與敵人拚命”……也是生活軍事化的內容。

為了掀起這樣一場運動，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發凡》的演講中說：革命就是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或主義，用人的力量徹底改進每一個人以至整個國家的生活形態。“簡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他強調：“新生活運動”既是使國民革命得以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要求全國國民在衣食住行方面能夠徹底改進的一種社會教育運動。1934年7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在南昌正式成立，蔣介石自任總會長，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任總干事，并設立調查、設計、推行等三個部門。與此同時，國民黨中央黨部也作出決議，要求有關部門共同擬定這個運動的推行辦法，希望用黨和政府的力量大力推廣這個運動。

“新生活運動”開始后，立刻引起輿論的議論。1934年2月26日，北平《晨報》載文指出：“自革命軍興，‘打倒孔家店’之呼聲，傳遍全國，國民政府成立，且明令廢止祀孔。曾幾何時，向之主張廢孔者，今又厲行尊孔。撫今追昔，真令人百感叢生，覺人事變幻，殆有非白云蒼狗所能喻者，孔氏有知，度與吾人有同感矣。”

一個多月之后，胡適在《大公報》發表題為《為新生活運動進一解》的文章，點名批評蔣介石的這一舉措。他說：“蔣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一個月之中新生活的呼聲好像傳遍了全國，各地都有軍政各界的領袖出來提倡這個運動。”盡管蔣先生是一個有宗教熱誠并能身體力行的人，我們也看到南昌印出來的《新生活須知》小冊子，所開96條(規矩54項，清潔42項)都是一些柴米油鹽、家常便飯的事情。但是根據我們最近的觀察，卻不能不“感覺一點過慮”，故提出以下意見：

第一，我們不可太夸張這種新生活的效能。《新生活須知》中所列內容，“不過是一個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識生活，這里面并沒有什么救國靈方，也不會有什么復興民族的奇跡。”做到其中規定的所謂“鈕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飯屑不亂拋，碗筷要擺好”之類，不過是學會了一個做人的本分。這就好像做官不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樣，強調過分，“那是會遺笑于世的”。

第二，新生活運動應該是一個教育運動，而不是一場政治運動。生活是一種習慣，生活習慣的改革，要依靠教育的進步，而不能依靠政府的強制。“若靠一班生活習慣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來開會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種種揣摩風氣”，虛夸應付的惡習也會由此而生。

第三，“我們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礎是經濟的，物質的。許多壞習慣都是貧窮的陋巷里的產物。人民的一般經濟生活太低了，決不會有良好的生活習慣。”因此，政府的第一責任，是讓老百姓能夠生活下去;第二責任，是要提高他們的生活能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們如何去過所謂的新生活。

同年9月，著名學者吳澤霖在《東方雜志》發表文章說：“民族復興，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決不是單靠傳單、標語、口號等宣傳所能濟事的”。在這篇文章中，他還指出：“中國的文化確有種種的特長，惟與西方各國來周旋，那根本無法可以抵抗他們的強力。所以民族復興的文化條件，并不在什么保存國粹，而在怎樣吸收一種文化使我們能抵抗他們的武力和經濟侵略。”這顯然是對胡適批評的一個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