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八年(1472年)，王陽明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個顯赫的官宦人家，向上可以追溯到晉代著名的瑯琊王氏，算是東晉時期人稱“王與馬共天下”的宰相王導(dǎo)的后裔。他的父親王華，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的狀元，官至吏部尚書。據(jù)說，王陽明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祖母夢見穿著紅色衣服的神人踩著云將孩子送到，抱到她的手上。夢醒后，就聽見新生幼兒的啼聲了。鄉(xiāng)里人傳說著這個夢，把王陽明出生的樓稱為“瑞云樓”。后來，父親王華喜愛紹興的山水，才舉家移居，離開余姚，來到浙江紹興府城。

十一歲那年，王陽明隨祖父來到北京。少年時期的王陽明就已表現(xiàn)出一般少年少有的豪邁。他十二歲時的一首詩，是這樣寫的：“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有眼如天，真是氣魄不凡。十五歲時，他開始習練騎射，經(jīng)常被父親責罵為“狂妄”。大概是因為心有旁騖，王陽明的科舉不算是特別順利的。盡管天資聰穎，二十一歲就中了舉人，但此后兩次參加會試都沒有成功，直到二十八歲那年，王陽明考中進士，步入仕途。

王陽明曾問老師，何為天下第一等事？老師說：“讀書登第。你的父親是狀元，你好好學你的父親。”結(jié)果他說：“也許不是，也許是讀書做圣賢。”他父親王華聽了以后，很高興，也很震撼。王陽明心里的圣賢是什么樣的，我們很難說，但他認為做圣賢就是天下第一等事，這是他的志向。

王陽明的宦途并不十分順利。他在正德年間因為得罪宦官劉瑾被貶謫，嘉靖年間則因為受到在朝大臣的排擠而郁郁不得志，最后死的時候還不準其爵位世襲。不過，仕途不是王陽明的終極追求，他將自己的心靈寄托到了思想領(lǐng)域。

王陽明不是一個離群索居、冥思苦想的哲學家，他同時是政治家和軍事家。正如他曾經(jīng)對學生說過，人如果只知道靜養(yǎng)，臨事便未必能立得住。他說：“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寧靜存心的狀態(tài)，在王陽明看來，只是定得住氣，而且會滋生喜靜厭動的毛病。相反，王陽明注重在事上磨煉，而正是這種在事上磨煉的精神，最終成就了王陽明心學思想的成熟。

“致良知”三個字，是王陽明心學的核心命題。什么是良知呢？王陽明自己曾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良知即是非之心，是認識的根源、是非的標準。

王陽明用很淺近的比喻告訴人們，當你見到一個小孩子掉入井中的時候，那種油然而生的惻隱之心，便是良知。在早年，王陽明還認為，因為人經(jīng)常會遇到有私意的障礙，因此須有“致知格物之功”來戰(zhàn)勝私意，來使良知不再受到阻礙，可以充塞流行。正德十六年以后，王陽明便獨提“致良知”，認為這三個字不但揭示本體，而且是修行的功夫。

“致良知”是王陽明哲學的核心。后人因此也稱王陽明哲學為良知之學。據(jù)說，有人請王陽明講學，問他：“除良知之外，還有什么可講的呢？”問話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講良知，不要守著“致良知”不放。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樣的話來反駁他，說：“除良知之外，還有什么可講的呢？”

“致良知”很難理解。《孟子》里說，良知、良能就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也就是我們自己的性善所體現(xiàn)的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原來具有的。王陽明的重大貢獻，就在于把一個一般被認為是道德實踐、道德哲學范疇的概念，變成了整個認識論和本體論的核心價值觀念。

16世紀初的王陽明心學，如同一道強烈的閃電，打破了當時死寂的學術(shù)風氣，打破了朱子學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吸引了大批年輕的士子，但也因此招來了朱子學者的攻擊。他們把王陽明的新奇之說視為“異端”。在嘉靖二年(1523年)由禮部主持的科舉會試中，策論的試題影射王陽明學說，批評王陽明的心學“陰詆吾朱子之學”。面對這樣的策論試題，正參加會試的王陽明門人徐珊，扔下一句“我豈能昧著良知以媚俗”的話，不答題就出了考場。

嘉靖七年(1528年)，王陽明病逝。朝廷非但沒有表彰這位盡職而死的大臣，反而懲罰性地不給予他恤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后代繼承。在給吏部的批復(fù)中，嘉靖皇帝說：“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shù)。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dǎo)。”皇帝的態(tài)度無疑是在說，王陽明的學說就是歪理邪說。如此不公正待遇，對王陽明心學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然而，陽明學派的活動卻并未就此終止，相反還引起了士人階層的逆反心理。王陽明的死以及相繼而來的紀念和祭祀活動，催生了許多的祠堂與書院。陽明的門人，以書院為基地傳播王陽明的良知之教。在嘉靖年間，南直隸、江西、浙江等地書院林立，講學之風盛極一時。《明史·儒林傳》的序中說：“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fù)幾人矣！”

萬歷十二年(1584年)，在王陽明死后五十四年，王陽明從祀孔廟。終明一朝，能夠從祀孔廟的學者只有四人，即薛瑄、胡居仁、陳獻章和王陽明。王陽明的從祀，表明王陽明心學最終得到了官方的認可。王陽明心學后來還傳入了日本、朝鮮等國。

清初，著名學者黃宗羲寫下《明儒學案》一書，把王陽明的門人按地域分為“浙中王門”“江右王門”“南中王門”“楚中王門”“粵閩王門”“北方王門”“泰州學派”等派別。最杰出的當數(shù)浙中王門、江右王門和泰州學派，前者以浙江山陰(今紹興)的王畿、余姚的錢德洪為代表，后者以江西安福的鄒守益、泰和的歐陽德為代表。

王陽明的學生之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數(shù)王畿。王畿是浙江紹興人，字汝中，號龍溪。嘉靖六年(1527年)，王陽明受朝廷起用，前往廣西征討思、田。臨行前，王陽明給學生留下了四句教言，即“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便是著名的“四句教”。王畿對四句教做了進一步的詮解，他說：“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這即是王畿的“四無說”。在王畿看來，心體既然是至善的，至善是沒有“惡”可以與之相對的，所以便是“無善無惡”的。實質(zhì)上，王畿的“性無善無惡”論是深得王陽明的精髓的。王陽明自己就曾經(jīng)說過：“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然而，在一些志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儒家士大夫看來，“四無說”跟儒家自《孟子》以來的性善理論是相沖突的，容易讓人心陷入無所忌憚的狀態(tài)，

為害不淺。

泰州學派的發(fā)展離王陽明更遠。泰州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王艮是泰州安豐場(今江蘇東臺)人，出身煮鹽的灶戶，讀書不多，他強調(diào)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他的學說，有著學術(shù)民間化、儒學平民化的趨向，而且強調(diào)自我，具有向個人主義發(fā)展的趨向。

泰州學派之中，后來涌現(xiàn)了一些被形容成“赤手以搏龍蛇”“非名教之所能羈絡(luò)”的叛逆思想家。李贄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李贄，字宏甫，號卓吾，福建晉江人。他追求個性與

行動的自由，也攻擊儒家經(jīng)典，認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要求人們有一顆沒有受到知識和倫理熏染的“童心”。李贄的著作流傳很廣，引起了儒學衛(wèi)道士們的恐懼。萬歷三十年(1602年)，朝廷逮捕正在通州養(yǎng)病的李贄。在獄中，李贄以剃刀自刎。

李贄之死，也表明王陽明心學的末流越來越跟當時的社會脫節(jié)而受到扼制。在整個明末清初，對王陽明心學的批評和對朱子學的重新提倡越來越明顯。晚明著名的東林學派領(lǐng)袖顧憲成和高攀龍都提倡學術(shù)上回歸程朱之學。明朝滅亡，清兵入關(guān)后，清王朝觀察到學術(shù)界的動向，轉(zhuǎn)而尊崇程朱理學。至此，在明朝流行一百余年的王陽明心學逐漸衰微。

摘自《中國通史·明清》，卜憲群總撰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撰稿，華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