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紂王，即帝辛，又稱帝紂。他是帝乙少子，天資聰穎，聞見甚敏;稍長又材力過人，深得帝乙歡心。帝乙崩，帝辛繼位。《史記》有一大段文字描寫紂王的優越之處，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歷史上也有人替紂王翻案，認為他對中國社會發展有過重大貢獻。子貢早就說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論語·子張》)《潛夫論·慎微篇》也云：“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所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謂過失;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謂偶中。”但從今天市面流行的文字看，陳述他好處的實在沒有多少，暴君的形象已銘刻人心。

一個君主是不是暴君，要看他對民眾如何，比如是否殺人如兒戲，尤其看他殺什么人，怎樣殺人。在這一點上，紂王無論如何摘不掉暴君的“桂冠”。

不過平心而論，紂王成為暴君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坐了天下就如此。

從《史記》來看，他的資質不錯，否則他的父親不會把帝位傳給他。實事求是地說，不論何種制度下的國家首腦，決沒有一個人想使自己治下的領土和人民淪入他人之手，也不可能故意使國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秦始皇曾想使自己的帝位傳之萬世，根本沒有想到二世就完了。嬴政之前的商紂王也如此。

人君的天賦不錯，應該是萬民之福，應該比晉惠帝見百姓餓死而怪他們“不食肉糜”要好。但紂王把自己凌駕于他人之上，“以為皆出己之下”，拒諫飾非，為非作歹，“好酒淫樂，嬖于婦人”，“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剖比干”、“囚箕子”，這就使人不得不思了。一個聰明的人為什么這樣昏聵，這樣殘暴？其實，昏聵有兩種，一種是天生智商不高，如晉惠帝司馬衷;一種是本來聰明，但不聽人言，以為天下沒有超過自己的人，像紂王。前一種昏聵實際是愚笨又被至高無上的權力所裝飾，骨子里仍是愚笨，雖然也會給百姓帶來不幸和痛苦，但他們自己往往不會做殘酷誅殺大臣的勾當。后一種則不然，很容易走向無道和殘暴。僅以紂王“剖比干”為例，這一點十分明顯。比干只是見紂王淫亂不止，認為“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才勸諫的，完全是一片赤誠，可是紂王卻大怒，不僅殺了他，還要取出心臟來觀看。這昏聵，這殘暴，這無道，幾千年后的今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紂王何以至此？思之再三，我覺得其殘暴無道與缺乏外力約束關系很大。商朝雖有“帝”、或“上帝”一說，它卻不能真切地規范君主的行為。當統治者具有無尚的權力，而自身又不受任何行為規范限制的時候，發生血腥事件也就不可避免。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時代，君主怎么殘暴，怎么變態也照樣做他的君主，老百姓照舊也得承認他。

一位君主，是成為明君，還是成為暴君，全看百姓的造化，別人一點也奈何不得他。紂王殘殺了比干以后，直接的結果只是引起了其他大臣的恐懼而不是憤怒，“箕子懼，乃詳狂為奴”，沒有人抗爭。當然，也不可能抗爭——專制之下多順民，也多拍馬奉迎者;即使抗爭也沒用——頂多再多幾個人淪入比干的下場。

沒 有外力的約束，使一部分人逆來順受，懼怕權力，惟權力馬首是瞻，形成畸形人格;另一部分人為所欲為，毫無懼怕之感，天不怕地不怕。這自然不能說沒有外力監督的君主都是壞的，唐太宗就沒有人約束他，但也出現過“貞觀之治”，他手下的魏徵也時不時進諫，命運卻與比干迥異。一句話，如果人主自律，世界也會呈現光明。但沒有外力的約束，就是明智如唐太宗不也發誓要殺掉魏徵這個“田舍漢”嗎！(《大唐新語·規諫》)應該說自律是有作用的，但是不能代替他律。只強調自律，根本沒有他律，遇到不講為君之德的商紂王就毫無辦法，充其量后世的明君拿他做反例教育子孫。

在幾千年的封建歷史中，紂王似乎還不算頂壞的，有的皇帝動不動就殺人，根本就沒什么原因，一句話：他高興這樣做，“老百姓頂個屁”。

沒有外力約束，老百姓成為權力者的刀下之肉也就難免了。孔子說“知德者鮮矣”，平民百姓如此，君主、大臣也一樣。既然“鮮矣”，就要使用外力使他懂得多一點，而不能只讓他輕松地自修。外力的約束，能使好人不變色，也能使壞人不得不有所收斂。難點不是不知道怎樣才能避免出現“紂之為紂”，而是誰去把外力加于紂王？說來說去，結點都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