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他自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是中國的“東西南北人”。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他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圣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

鴉片戰爭開始之后，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準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里，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在布朗那里，辜鴻銘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并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后，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到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在歐洲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

與此同時，辜鴻銘奇崛的行為方式也同樣令西方人覺得不可思議。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他。毛姆的朋友就給他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鴻銘的小院。一進屋，辜鴻銘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無地自容。

從1901年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中國人是杰出的民族。他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因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后，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其實，我們能夠看出，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于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

可是，盡管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但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后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里大開堂會，熱鬧慶賀了三天。

而讓人難以笑起來的一個故事是：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子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而他卻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此言一出，所有在場的北大學生頓時無語。對于辜鴻銘先生，李大釗先生曾經這樣說：“愚以為中國2500余年文化所鐘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于20世紀之世界。”吳宓先生的評價似乎更高：“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在世界唯一之宣傳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