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甲午年，自然而然我想起了李鴻章，這位100多年前的悲劇主角。洋人稱贊他為“領航員”，他卻自承是“裱糊匠”。甲午年后，那座風雨飄搖的“紙房子”(清王朝)已經千瘡百孔，李鴻章縱有回天之心，也無回天之力。

光緒二十二年(1896)初夏，李鴻章出任專使，赴俄國慶賀沙皇加冕禮是虛，簽署《中俄密約》是實。此后的行程便是游歷和考察歐美多國。他訪問法蘭西期間，恰逢萬國運動會(奧運會前身)在巴黎開幕。升旗儀式上，各國皆有國歌奏響，唯獨大清帝國極不靠譜，竟然連一支國歌都沒有，當場惹得洋毛子放肆嘲笑。

李鴻章年逾古稀，白發蕭疏，原本是應邀觀禮的嘉賓，見此窘狀，他健步離席，走到黃龍旗下，傲然挺立，大聲清唱家鄉安徽的民歌。那一刻，全場喧囂歸于肅靜，旋即掌聲雷動。一位東方老人以這種奇特的方式捍衛自己國家的尊嚴，確實令人肅然起敬。

梁啟超稱道李鴻章是“庸眾中的杰士”，于近代中國關系極大，關聯極廣。李鴻章與孫中山從未謀面，但他們離謀面只相差很短的一段距離。起初，孫中山的《上李中堂書》石沉大海，李鴻章并未料到這位廣東青年是蟄伏的神龍，乘云必能興雨。后來，孫中山的英名震動全國，李鴻章任兩廣總督時，也不得不為自己預留地步，竟冒險暗助革命黨3萬光洋，還謀求機會與孫中山在海上會晤，若不是孫中山臨時改變主意，這場會晤必然會在中國歷史上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甲午(1894)海戰之前，日本人評出當世五大偉人，分別是：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美國廢奴總統林肯、中國大臣李鴻章、意大利統一者加里波第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鴻章居于順位第三，力壓伊藤博文兩肩，令人驚詫。對此，梁啟超給出的合理解釋是：“日本像伊藤的人不下百人，而中國只有一個李鴻章。”很顯然，物以稀為貴。

何止日本人高看李鴻章，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曾說：“從體形看李鴻章比絕大多數人都高，從智力看他在眾人之上，能越過他們的腦袋看很遠的地方。”李鴻章身高約1。85米，這個高度就是與洋人打交道也毫不吃虧，他睥睨對手時，對方必然會感到巨大的壓力。若不是弱國無外交，朝廷將李鴻章當成“救火隊長”來用，他的成就將不可限量。毛澤東在青年時期說過一句公平話：“李鴻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淺，李鴻章這艘船在水里無法航行，施展不開。”

歷史就如同黃河水，不可能簡化到“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那樣涇渭分明的程度，其復雜性甚至超過常人想象的邊際。私欲、榮名、功業、家族愿景、社會訴求、國家利益等等，摻和在一起，最終，你會驚奇而又無奈地發現，歷史很會搗糨糊，而且是這方面的頂尖高手。我們不妨回到問題的始端：李鴻章究竟是愛國者，還是賣國賊？

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歷史事實逐漸模糊，有些歷史事實則水落石出。李鴻章辦洋務，用人多不當，包庇盛宣懷招商局貪污案，最遭詬病。李鴻章辦軍務，“御人以術不以德”，致使眾將不和，屬邦朝鮮告急，他重用怯將葉志超和貪將衛汝貴，不僅喪師害事，在日軍面前處處吃癟，而且貽羞天下。這些都是確定不移的事實。但《中俄密約》的內幕交易被揭開屎桶蓋子，仍然能驚出眾人一身冷汗。

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俄國史學家羅曼諾夫的《帝俄侵略滿洲史》，作者根據俄國財政部秘檔查出一筆數額高達300萬盧布的“李鴻章基金”，專款專用，這筆錢只有李鴻章能夠支取。如此說來，高陽認定李鴻章曾“引狼入室，復又為虎作倀”，并非毫無根據，李鴻章被罵為“漢奸”、“賣國賊”，也不算完全冤枉他。李氏家族的巨額財富中包括了種植和販賣鴉片的黑色收入，罪惡的色彩相當濃厚。

這是不是很詭譎？倘若我們換個角度看問題，就不難明白：真正有權力有能耐有途徑賣國的人絕非等閑角色，這些大佬通常是核心利益集團的代表，要他們時時處處狠斗“私”字一閃念，談何容易。專制王朝不斷分娩出這種亦正亦邪亦忠亦奸的怪物，則并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