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吸取隋亡教訓

太宗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非常重視老百姓的生活。他強調(diào)以民為本，常說：“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輕徭薄賦，讓老百姓休養(yǎng)生息。唐太宗愛惜民力，從不輕易征發(fā)徭役。他患有氣疾，不適合居住在潮濕的舊宮殿，但他在隋朝的舊宮殿里住了很久。貞觀之初，在唐太宗的帶領下，君臣和諧，全國上下一心，經(jīng)濟很快得到了好轉(zhuǎn)。到了貞觀八九年，牛馬遍野，百姓豐衣足食，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出現(xiàn)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2.重視人才，從諫如流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納諫，這既是“貞觀之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貞觀之治”的內(nèi)容之一。他重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征、長孫無忌等能臣。太宗在位20多年，進諫的官員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諫前后200余事，數(shù)十萬言，皆切中時弊，對改進朝政很有幫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選拔，嚴格遵循德才兼?zhèn)涞脑瓌t。太宗認為只有選用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賢若渴，曾先后5次頒布求賢詔令，并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的范圍和人數(shù)，以便使更多的人才顯露出來。由于唐太宗重視人才，貞觀年間涌現(xiàn)出了大量的優(yōu)秀人才，可謂是“人才濟濟，文武兼?zhèn)洹薄Ｕ沁@些棟梁之才，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貞觀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面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gòu)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jīng)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3.政治清明

貞觀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政治基本廉潔的時期，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李世民統(tǒng)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范，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quán)和貪污瀆職的現(xiàn)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尤為可貴的是：李世民并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警告貪污者，而是以身作則并制定了一套盡可能科學的管理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tǒng)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貪污主要取決于一套科學修明的管理體制，光靠事后的打擊只能取效于一時，不能從根本上鏟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4.分權(quán)制度

政治上實行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三省六部制的實行，使宰相的人數(shù)比秦漢時期增多，便于皇帝控制。

中國封建體制的主要特征是權(quán)力高度集中，地方服從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馬首是瞻。這種中央集權(quán)的政治體制極大地限制了國民的創(chuàng)造性、主動性和靈活性，且極易釀成暴政。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政府組織實行“三省六部制”，但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quán)劃分則初步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政治特征――分權(quán)原則。中書省發(fā)布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zhí)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于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后報皇帝批準，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fā)布詔書。詔書發(fā)布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

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布。只有門下省“副署”后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zhí)行。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似現(xiàn)代民主國家的“三權(quán)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quán)學說，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成功運用于中國的政治體制，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

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李世民規(guī)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來潮和心情不好時作出有損他清譽的不慎重決定。中國歷史上出了853個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擁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5.崇尚法治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法律制定出來后，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wěn)定。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zhí)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復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zhí)法務必寬大簡約。”由于太宗的苦心經(jīng)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jù)載貞觀四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制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