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是一個勤政的皇帝，據史書記載，他二十多歲頭發已白，眼長魚尾紋，可以說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稱其“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中從無宴樂之事”。

崇禎執政時期，對于后金，群臣分為主戰、主和兩派。崇禎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戰派袁崇煥。文官集團使得軍中之將只重出身門第，幾次大規模對后金的軍事活動均遭慘敗，削弱了明朝的軍事力量，最終無力鎮壓農民軍起義，間接加速了明朝滅亡。

曾經強盛的明帝國已經風雨飄搖，兩黨分庭對抗，卻難尋能用之人，也確實難尋可用之人。崇禎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團的幫助下誅滅魏忠賢閹黨，卻間接推動了文官集團的權利膨脹。

崇禎與臣子的關系或可說是歷史上最為尷尬詭異的時期--相互仇視，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鎮壓農民軍以及抵抗后金外，將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團的勢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盡管崇禎志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但他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凌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禎還頻繁地調整官吏，17年間他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閣大學士。造成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

無奈之下，崇禎只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無能的太監，最終導致“十萬太監亡大明”的歷史悲劇。與此同時，朱由檢雖屢下罪己詔，然苛捐雜稅層出不窮，民不聊生，而明末的眾多農民起義也正是其貪財苛政最嚴重的后果。此外，在遼東戰局屢敗之時，不納周皇后遷都之諫而喪失了最后的機會;而從南明諸政權觀之，朱明皇室在滿清的背景下號召力依舊不容小覷。故而，朱由檢盡管勤政，卻錯誤百出，不僅不可能中興明帝國，其亡國也幾乎是必然。

明思宗是一個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極詔》也說“君非甚暗(崇禎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煬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卻頗能為人民國家做出許多打擊貪官污吏好事);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朱由檢的性格相當復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表現得極為機智，《明史》說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由于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數皇帝，思宗治國救國的責任感與雄心強上許多，故史家對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由于連年的災荒，農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燒整個華夏大地，后金不斷侵擾的邊疆，導致軍費不斷激增，而稅收卻無法跟上，這一切的結果導致崇禎年間加稅不斷，民間稱呼他為“重征”以代替“崇禎”。

雖然明思宗期盼著明朝能在他手中迎來“中興”，無奈前幾朝的積重難返，當時天下饑饉，疫疾大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進攻，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

前期鏟除專權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眾大臣的吹捧下，崇禎高估了袁崇煥，誤信了袁崇煥“五年復遼”的大話，以傾國之力打造了一條寧錦防線，結果后金從蒙古繞了過來，明王朝面臨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