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發火焚死建文帝，不是張飛殺岳飛的野史演繹，也不是朱元璋撂出要殺孟子的狠話。時間隧道開不通，并不等于政治隧道開不通。康熙帝一把心火，焚死建文帝，這典出自何處？此前無此典，典故是康熙帝大膽創新而創造的，具有獨立的知識產權。

朱棣發動靖難之變，建文帝從此再也沒坐金鑾殿，這是鐵打的事實，然則，建文帝是怎么死的？是燒死的，還是后來餓死的？是當即嚇死的，還是活到自然死的？這在明朝是一樁懸案，連殺手朱棣都不知道建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朱棣從金鑾殿里找出了幾具尸體，這是真的，這尸體是誰的？當時驗尸沒有DNA鑒定，朱棣一直疑心這尸體是建文帝使的金蟬脫殼計，目的在于讓朱棣不再來追殺建文帝。朱棣對建文帝之死，也是從沒相信過，他在驗證建文帝死與沒死這事上，上窮碧落下黃泉，內遍四海外五洲，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精力都是舉全國之力的。若是建文帝早已燒成了黑木炭，他費那老大的勁干嘛？眾多史家，特別是當事人時代的史家，都是認定建文帝沒死的，臺灣文史作家高陽先生在其所著的《明朝的皇帝》中說，“終明之世，對于建文帝未死而出亡，殆成定論。”

然則，建文帝沒被明朝的那把火燒死，卻在史書上白紙黑字登的是“被焚死”了，那么，這把火是誰放的？

是康熙帝。

都說盛世修史，那么推證開來，修史即盛世，故而康熙帝起意修明史矣。明朝那些腳穿草鞋頭頂斗笠立誓與大清不共戴天的士子們，聽說要給“吾朝修史”，一個個脫了草鞋扔了斗笠，來與大清共戴天了，修史修到建文帝這一節，修不下去了：建文帝在靖難之變中，是死還是活？是火葬于火中還是逃亡于佛寺？“誰知這已有定論的一重公案，到清修《明史》時忽起爭論。”(高陽《明朝的皇帝》)，大部分學者是主張建文帝沒焚說，總編輯王鴻緒先生卻堅決主張已焚死，爭論得十分激烈。

在學術與政治膠著之際，康熙帝來到編委會，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對編委會人員十分不滿，發了一頓脾氣，力排眾議，一巴掌拍了板，這個問題不用爭論，建文帝是焚死的。

康熙帝講話之后，大多數人轉過彎來了，不再主張“出亡”一說，但也不主張“焚死”之論，折了一衷：存疑。自然，人多力量不大，權多才是力量真正大，最后，康熙帝版《明史》在建文帝之死上，建文帝被“焚死”了。

建文帝死與沒死，是火燒而死，還是活到自然死，干康熙帝何事？

干康熙帝大事。

原來，康熙帝祖上推倒了明朝，把朱家龍椅弄到滿清屁股下面，龍椅坐是坐上了，只是還沒坐穩，在康熙帝那會，出了一些真真假假的朱三太子案，流傳明崇禎帝第三子尚在民間，一些人即以朱三太子為號召，今天是張三自稱朱三太子，明天是李四他舉為朱三太子，大家聽說“故主”還在，心思活躍起來了，有人就扯起大旗舉兵抗清了。這一系列謀反案，史稱朱三太子案。

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下，建文帝還能活著嗎？不把建文帝燒死，那么，大家都會以為朱三太子也沒死，明朝之遺老遺少與遺民遺士，心里哪得安定？得一把火將建文帝燒死才是，燒死了建文帝，也就燒死了明朝遺民復明的一個念想。

康熙帝是搞政治的，他對知識分子毫無政治敏感性，將歷史真實性凌駕于政治敏感性之上，哪能不冒火？于是他“集部議”，集合皇史工作人員，做了一通重要講話，對重要史實定了調子，他為專家提供觀點，專家為他提供證據，把史實給拍板確定了。康熙帝就這樣開創了歷史為當局服務的入關新局面，把一切歷史做成了當代史。

時光從康熙流到了乾隆，滿清江山已是坐穩了，各地的“朱三太子”，要么被斬盡殺絕了，要么做定清民了，建文帝焚死沒焚死，不是敏感詞了，乾隆四十二年，乾隆下詔修改《明史》，關于建文帝結局，修改為：“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詭云帝尸。”原來那把火是朱棣放的，朱棣放火之時，建文帝早沒了蹤影，朱棣導演了一個“死亡現場”。可憐的建文帝，在朱棣那里被死亡了一回，到了康熙帝那里還得繼續被死亡。

歷史復歸真相，讓大家開始滿懷信心：歷史終究是歷史，真相畢竟是真相，政治把歷史真相埋了，時間將把其刨出。有這種信心畢竟是好的，只是誰知道要等待多久？而時間并不是真相的保持者，老實說，時間更是歷史破壞者，歷史真相的物證人證都是時間給最終破壞的，何況，若歷史既已搞混，那就假作真來真亦假矣。建文帝被焚死一說，到今也是主流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