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朱由檢)，明朝最后的一位皇帝。按照“慣例”，亡國之君，免不了要遭到后世的指責，如夏桀、商紂、陳后主、隋煬帝、宋徽宗，等等。崇禎卻是個“另例”，他甚至得到了某些同情與肯定，即便是不共戴天的政敵李自成都說，“君非甚暗”。

清代張廷玉的《明史·莊烈帝(即崇禎)》作了這樣的評論：“贊曰：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太平”，“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置制乖方。”

贊詞有褒有貶，算是比較公允。但具體解讀這個末代皇帝，審視他是怎樣走上不歸路的，還是應該翻開歷史的那一頁。

公元1628年，信王朱由檢接替朱由校(天啟)，執掌江山大業。那時的明王朝，已經到了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末期。朱由檢即位之初，雄心勃勃，立志改變現狀，表現出英明有為的姿態。他勤于政務，事必躬親，生活極其儉樸;他平反冤假錯案，起用被無辜罷黜的官員;他查禁朋黨，力戒廷臣與宦官交結，尤其是采取果斷措施，大力打擊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除去了一大禍害。

此舉堪稱是崇禎的最大政績，得到了朝野的一致擁護，老百姓更是歡呼皇上英明。明末文學家張漙的《五人墓碑記》甚至將他歌頌為“圣人”。文中寫道：“大閹(指魏忠賢)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待圣人(指崇禎皇帝)之出，而投繯道路”。意思是，崇禎即位后，將魏忠賢貶到鳳陽去看守皇陵，閹賊知道不免要被誅戮，便畏罪上吊自殺。

然而崇禎皇帝求治心切，又急躁多疑，剛愎自用，決斷因此常出差錯。比如他對外廷大臣不滿，卻忘了魏忠賢們的教訓，居然又重用宦官(盡管是另一批)，授予他們京師的軍政大權，許多宦官還被派往地方，凌駕于督撫之上，甚至讓宦官總理戶、工二部，將本該管事的尚書擱在一旁。由于他的失誤，宦官干政之勢卷土重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首輔、兵部尚書等主要大臣像走馬燈似的，不斷更換，長期沒有一個穩定的內閣，政權處于危亡之際。雖然他深知問題的嚴重性，不斷反省，也不斷下罪己詔，但所有的努力都無濟于事。

崇禎皇帝的主觀愿望與客觀效果嚴重相悖，讓后人不禁為之嘆息，但明末政治腐敗，經濟凋蔽，國庫空虛，民不聊生，滅亡則是歷史的必然，連《明史》的編撰者都說是“氣數使然”。因此，狂瀾既倒決不是朱由檢所能挽回。筆者讀《明史·莊烈帝本紀》，有一個感觸非常強烈，即內中記載的兩件事，猶如兩根繩索，緊緊地勒著這個王朝的脖子。

一是內憂，那時災害連年，農民起義軍風起云涌;二是外患，清兵日益強大，不斷南下侵擾。朱由檢在位17年，幾乎都在應付這兩件事，他企圖去掉這兩根繩索的威脅，但怎么也做不到，最終只能和他的王朝一起，被這兩根繩索所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