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安心輔佐劉禪，回成都后主掌蜀漢大權。自他上臺后排擠李嚴，安插親信，獨掌朝綱。他開府理事，大小事物“咸決于亮”，儼然就是一個“假皇上”。最露骨《出師表》應是最好的證明。

諸葛亮掌握一切事務的決斷權，在給后主的上書中厚顏無恥，對后主指手畫腳。諸葛亮除了對劉禪提出了這樣一些不能不從的“建議”外，當然也不會忘記安排他北伐離開成都后朝中的人事問題。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諸葛亮已經任何事情都要過目了，劉禪只不過是聽聽他的匯報而已。諸葛亮南征回來之后，為了集權，一心想發動北伐。可是蜀國正處在羸弱狀態，不適于進行大規模的戰爭。諸葛亮為達到目的，鼻涕一把、淚一把的哭述先帝遺志，恢復大漢天下的雄心，逼迫地劉禪啞口無言。

蜀漢政權中，李嚴、廖立、魏延等人對諸葛亮專政攬權頗多微詞，李嚴亦猜忌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國志·蜀書·李嚴傳》注引《諸葛亮集》云：“(李)嚴與(諸葛)亮書，勸亮宜受‘九錫’，晉爵稱王。”

九錫這項殊禮太復雜，但以下幾項殊禮卻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劍履上殿”，即可以帶著武器、不脫鞋子進入宮廷，享受與皇帝同等的待遇;“朝覲不趨”，在朝廷上以快走為禮節，但接受了這項殊禮的權臣卻可以不慌不忙地慢慢行走;“贊拜不名”，皇帝和朝儀官對大臣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對權臣卻特別允許不稱呼名字，只稱呼官職和姓氏。這三條都與上朝有關，有了這三項殊禮，皇帝和權臣在朝堂上就幾乎沒有區別了。后來發展的更不像話，竟然出現給權臣設立專座的“殊禮”，還允許權臣跟皇帝平起平坐，儼然一副太上皇的模樣。由于這種殊禮實在太露骨，一般的權臣都還不敢使用。漢末，曹操欲加九錫，受漢禪，遭到心腹荀彧的堅決反對。覺得九錫實在不是人臣要的東西，曹操為此失了不少人心，實在是得不償失。

諸葛亮明知道李嚴什么意思，不但不檢點，而且還大言不慚地說：“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

儼然他對目前的權利嗤之以鼻，他之所以不取代劉禪是怕成為眾矢之的，維持現在這種狀況，雖然沒有皇帝的名分，可內外事務統一歸自己決策，也跟皇帝沒什么區別。作為一個托孤之臣，能對后主指手畫腳，過多地干預朝政，而別人又認為是“鞠躬盡瘁”，諸葛亮可說是古今第一人。

諸葛亮死后在給他立廟的問題上，劉禪曾做過一次反常舉動。根據史書記載：“亮初亡，所在各處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后主不從。”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議立廟于沔陽。禁止百姓“私祭”，后主才勉強同意。

后主為什么不同意為諸葛亮立廟？諸葛亮生前，劉禪以“相父”稱之，關系可見非同一般，難道諸葛亮死后立個廟祭祀都不可以了？究其原因只能說是劉禪在報復諸葛亮，因為諸葛亮生前以“相父”身份對后主指手畫腳，壓制劉禪時間太長了。諸葛亮活著的時候，劉禪敢怒不敢言，他死后，劉禪才能直起腰板說話。可見在劉禪心中有多痛恨諸葛亮了。劉禪被諸葛亮壓抑到無法容忍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