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朱元璋在他當政的31年中，憑借“匪”氣治國理政，導致整個社會“匪”氣彌漫，殺氣騰騰。但他還是有不同于“山大王”的地方，那就是“山大王”是講江湖義氣的，是講山寨規矩的，是要經常與弟兄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的。當然，朱元璋早年造反時，也曾這么做過，只是他“華麗轉身”做皇帝后，“一闊就變臉”，不僅獨吃好酒好肉，獨占真金白銀，而且對當年的弟兄們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地進行清洗和整除。

朱元璋幾經搏殺，開創了大明王朝。但坐上龍庭的朱元璋，依然是一個“山大王”，一個“匪”氣十足的“山大王”。

且看朱元璋的種種“匪”氣表現：

其一，你比我有錢，我就搶你的財產斷你的本。在朱元璋看來，富足或有錢必須有一個限度，否則對他就是一種威脅，所以，他對豪門富戶采用連鍋端的辦法，要么實施有組織的遷徙，如強迫大批蘇州富民“移民”至朱元璋的老家安徽鳳陽，讓他們在異常陌生的“異鄉”自生自滅，要么羅織罪名，沒收他們的田產財物。在此情勢下，許多富戶紛紛散財以求自保，如號稱“天下首富”的沈萬三，捐資修建了半個南京城，結果還是被朱元璋視為“亂民”，全家被流放云南。由此豪門富戶凋敝，原來富庶的三吳地區“豪民巨族，削殆盡”，“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聲銷影滅，蕩然無存”。

其二，你比我有才，我就打你的屁股殺你的頭。朱元璋“出身寒微”，從小失學，后雖在皇覺寺混飯時，從佛經里生吞活剝地認了幾個字，在行伍里時，和讀書人泡在一起，有意識地鉆研“學問”，發跡后，還請文人學者講課，但畢竟根基太差，到了最后還是一個大老粗，由此他內心深處始終有一種強烈的自卑感。且在打天下的過程中，文人們為他出謀劃策，坐江山時，文人們又為他建章立制，所以，他對文人們的才學既羨慕又猜忌，充滿了強烈的不信任。這種強烈的不信任感與他固有的自卑感交織在一起，文人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隨便說錯一句話，寫錯一個字，輕則被廷杖，重則被殺頭。

中國文人最斯文掃地、最“百無一用”的時期，當屬朱元璋治下的明初了。正是在朱元璋的強力打壓下，于元末形成的蔚為壯觀的“文化江南”隨風飄散，聲名遠揚的明初“吳中四杰”，無不結局悲慘，高啟受魏觀案牽連，被腰斬，楊基被罰苦工，卒于工所，張羽被流放嶺南，召還途中，知道不會有什么好果子吃，投江自盡，徐賁被逮下獄，慘死獄中。

其三，你比我有名，我就奪你的光環封你的嘴。孟子作為亞圣，千百年來配享孔廟，享受吃冷豬肉的殊榮，但朱元璋覺得孟子說話“大謬”，不僅要將孟子的牌位從孔廟中驅逐出來，而且把《孟子》中“民為貴，社稷此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之類的話統統刪掉。文人們一直以來愛認死理，總認為道義上的話語權握在他們手里，是民間聲音和力量的代表，既可出仕，也可做隱士。朱元璋則認為，皇權即道權。你若再要說什么，朱元璋就斷言你是“邪說”，并認定“邪說害道……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治。”于是，便大興“文字獄”，打壓“異端邪說”，結果搞成了朱氏“一言堂”，全國就他一個聲音，全國就他一種思想，他便成了全國唯一的理論家和思想家。

同時，他又要求文人們“積極配合”，效力朝廷，不得做隱士，否則，就是對朱氏“正道”的嚴重不滿，殺無赦，斬立決。

就這樣，朱元璋在他當政的31年中，憑借“匪”氣治國理政，導致整個社會“匪”氣彌漫，殺氣騰騰。但他還是有不同于“山大王”的地方，那就是“山大王”是講江湖義氣的，是講山寨規矩的，是要經常與弟兄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的。當然，朱元璋早年造反時，也曾這么做過，只是他“華麗轉身”做皇帝后，“一闊就變臉”，不僅獨吃好酒好肉，獨占真金白銀，而且對當年的弟兄們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地進行清洗和整除，洪武十五年(1382年)發生的“空印案”，被處死者達1300多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發生的“郭桓案”，被誅殺的竟達數萬人。朱元璋還喜怒無常，動輒無緣由地殺掉為他賣過命的弟兄們，據徐禎卿的《翦勝野聞》記載：朱元璋是否會殺人，有一個明顯的信號，那就是在朝堂之上，他把腰間的玉帶按到肚皮底下，就預示著可能有大臣會人頭落地，若他將玉帶高系胸前，則大半會風和日麗。正如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介紹的那樣：“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堂堂廟堂，竟然“匪”得連“土匪窩”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