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曾國藩曾說，社會大亂之前，必有三種前兆，將曾國藩的文言文譯成今天的語言就是說：

其一是無論何事，均黑白不分。

其二是善良的人，越來越謙虛客氣;無用之人，越來越猖狂胡為。

其三是當問題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之后，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認，不痛不癢，莫名其妙地虛應一番，沒有人愿意為這艘破船補補窟窿，卻權當沒有看見。

實際上，曾國藩是說亡國的三步曲：

黑白不分，社會喪失了應有的凈化與清算功能，就沒了正義與邪惡之別，自此踏上了死亡的第一個臺階。

由此一個社會越是小人就越猖獗，而好人就只能忍受壞人的猖獗了。由此就踏上了死亡的第二步臺階。

當事態嚴重了，于是乎越是丑惡，就越容易被人所默認，有如今天的專家教授大放獗詞，連允許有限腐敗的狗屁話都敢講了。

不能不說曾國藩高瞻遠矚，果不其然，在曾國藩閉上眼睛的20年后，當慈禧老妖婆蹬了腿，三年后，大清王朝也終就灰飛煙滅了。

但說這話之前，曾也曾與自己的幕僚討論過大清的壽命，但這時的曾還不得要領，但其幕僚的預言卻一語成讖。

整個晚清，清醒的只有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一人。趙在1867年就預言國家將亡的時候，連曾國藩都不敢相信。因這時洋務運動剛剛開始，一切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但趙烈文從當時官府明火執仗、社會兩極分化、百姓窮困潦倒、朝中大臣無能，還有外敵虎視眈眈的外部背景，推斷清朝將在50年內滅亡。結果趙文烈一語成讖，大清王庭在44年后土崩瓦解了。

當年曾國藩聽了趙烈文的分析，嘆了一口氣，說“我日夜望早死”。

曾雖不能算位極人臣，但也算是中流砥柱，如此高干，都覺得無力回天，又不愿意看到國家“抽心一爛”“土崩瓦解”的局面。只能以自己的閉上眼睛來對抗不能不到來的末日。

統治者過分主迷信了武力，當年一統天下的秦始皇，那又是何等的英雄？但喊了幾聲“陳勝王”，幾個新兵蛋子揮揮手就把不可一世的大秦朝推翻了，在當時根本沒有一個人能預料到強大的帝國，會在一夜間突然完蛋。

而橫向上看強大到世界老二的前蘇聯，在解體前，也沒有幾個人預見到。

從晚清延至民國，于右任老先生在《亡國三惡因》中，出于特殊時期，說得更有些意思：民窮財盡--社會破產--國家破產。概括出一部亡國滅政的三步曲。

國有金，吝不與人，為他人藏。此其一。

善不能舉，惡不能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此其二。

宮中、府中、夢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窺伺中、霄小撥弄中，國際偵探金錢運動中，一舉一動，一黜一陟，墮其術中。此其三。

其一是說，百姓貧窮，物價飛漲，社會呈敗落之像。

而老百姓為什么會貧窮？是因為“國有金，吝不與人”，財富不往普通人手里流動，國與民爭利。財產歸權貴私有。勞苦民眾雖竭盡勞作，所得不足以維持生計，兩極分化嚴重。殘民，掠民，擾民以自肥，最終也就只能民不聊生，由此種下了亡國惡因。

其二是說，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揚，作惡的不能受到制止，社會道德急劇下滑。官員雖多，但不作為，忙于吃喝嫖賭，聚斂財富，使“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善惡本人兼而有之。所以于右任說“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其中的“化”、“使”兩個動詞很生動地說明了官員普遍貪腐、社會道德敗壞原因。在社會層面上，“善不能舉，惡不能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社會就呈現出潰敗的狀態。

其三是說，財富有了貧富不均，權力有了兩極分化，財產聚于權貴之家，而社會又喪失了自我更新的功能，也就有了“此哭中、彼笑中”的現象。于是乎“外人”--列強，“窺伺”中華大地，伺機撈好處;“霄小”--內奸，挑動撥弄，出賣國家利益。搞金錢外交，用通商拉攏外國政要“助紂為虐”，維持其禍國殃民的統治。“偵探”滲透國外華人社區，“金錢”收買外國政要，甚至行為舉止，罷免升遷，都以金錢利益為動因，用這樣方法維持其統治，豈能不使社會敗亡？

于右任老先生的三步曲，是一步步走向滅亡的三部曲，有其一，就必有其二，有其二就必有其三。作為民國的監察院長，作為孫中山先生提倡的五權分立的監察院，想來于老先生，再聯想到曾國藩，不能不承認，這些先賢比常人有先見之明。

惜哉，明則明矣，在歷史的拐點，那歷史還是駛入了左道傍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