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在對這些地方督撫大員們奏折的御批中多次表白“此事實不容已。知我非我，自有公論”。其中，他在江西巡撫張誠基奏折上的批示最為明白不過：“朕若不除和，天下人只知有和，不知有朕”。

嘉慶四年正月初叁(1799年2月7日)辰刻，89歲的乾隆壽終正寢，和的靠山頃刻間倒下了，準備靠肅貪打響自己親政后第一炮，樹立新朝氣象的嘉慶終于無所顧忌了。

初四，嘉慶專門發了一道上諭，譴責前方鎮壓白蓮教起義的將帥“惟思玩兵養寇，藉以冒功升賞”，矛頭已直指后臺的和。當天，即突然解除了和、福長安的軍機大臣之職，命其晝夜在大內守靈，不許出入，隔斷二人與外界的聯系，將其軟禁在宮中。

初五，給事中王念孫、御史廣興等紛紛上疏，彈劾和種種不法情狀，這可能是經嘉慶特別授意的。

初八，在公布太上皇乾隆遺詔的同時，嘉慶宣布革除和、福長安的一切職務，交由刑部收監，并命成親王永、儀親王永璇、額附拉旺多爾濟、定親王綿恩及大學士劉墉、董誥，兵部尚書慶桂等負責查抄其家產，會同審訊。

正月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審訊后，嘉慶宣布了和的二十大罪狀，主要有欺君罔上、壓擱軍報、任用私人、僭越制度、貪婪聚斂等，并通報各省督撫，命其討論定罪，也就是要他們都表個態。嘉慶在上諭中處處譴責和獲罪于先皇乾隆，那么在大喪期間處置這位先皇的寵臣也就名正言順了。

正月十六日，直隸總督胡季堂議覆奏折首先上達，折中稱“和喪心病狂，目無君上，蠹國病民，貪黷，真一無恥小人”，請皇上“特頒諭旨，立將和照大逆律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嘉慶御批：“在京文武叁品以上官員并翰詹科道悉心妥議具奏”，若有不同意見，“自行封奏亦可”。

實際上，就是以此折定下了基調：要包括京官和地方大員在內的全國官員表態支持他的新政。

同時，嘉慶又發布了一道上諭，重申和的二十大罪狀，并有所補充。

正月十八日(1799年2月22日)，在京文武大臣會議，奏請將“和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福長安照朋黨擬斬，請即行正法。”嘉慶表示，和罪有應得，怎么處治都不過分，但考慮到他曾任首輔大臣，為國體起見，于萬無可貸之中引入議親議貴之條，免其肆市，加恩賜令自盡。福長安改為斬監候，但要讓他在牢房里跪視和自盡。

首惡既除，嘉慶馬上收兵。除和的親信伊江阿、吳省欽等人受到處分外，嘉慶下令對其余由和保舉升遷或曾對和賄賂奉迎者均不予追究株連，免興大獄，保證了政局的穩定。

處決和以后，各地督撫議覆的奏折才陸續到達。

而這些地方督撫大員不論平日與和關系親疏，都知道和已難逃一死，因此除兩廣總督吉慶(編者注：清代乾隆末年共設直隸、兩江、川陜、閩浙、湖廣、兩廣、云貴、總漕、直隸河道、江南河道、河東河道等十一個總督職務，另設立十六個巡撫職務，部分總督兼任巡撫，故稱“督撫”①)、云南巡撫江蘭稍涉含混外，其余都稱和罪大惡極，應立正典刑。

嘉慶在對這些奏折的御批中多次表白自己處置和乃迫不得已，“朕不得已之苦衷，天下臣民當共知耳”，“此事實不容已。知我非我，自有公論”。

其中，在江西巡撫張誠基奏折上的批示最為明白不過：“朕若不除和，天下人只知有和，不知有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