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有拆遷的地方，自然是少不了釘子戶的。譬如《三國時代搞“野蠻拆遷”可謂花樣百出》一文中，洛陽豪門們，為了對抗董卓的“強拆”運動，起初都有著一顆釘子戶的心。

只是，這些大腹便便的國家干部以及大老板們，大多外強中干，竟遭董卓一番恫嚇，全收拾起了釘子的倔強，放出心中的軟弱，跟著浩浩蕩蕩的大部隊遷居長安。

當然，相對于“酒囊飯袋”們的不成氣候，三國時代比較“長命”的釘子戶，恐怕要屬漢獻帝劉協了。其實，東漢這位末代皇帝，命運也算多舛，至八歲登基始，此后的八年時光，竟是居無定所，像個皮球，在各路軍閥腳下折騰摸滾。

《后漢書》是如下記載的：“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 “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是時，宮室燒盡，遷都許，幸曹操營”。

好吧，我們不妨還原一下劉協這段時間的生活軌跡：漢末亂世，祖宅洛陽被董卓燒了，搬到了長安，誰知還未安定下來，又遭動亂了，董卓的部下李傕竟一把火把長安宮也給燒了，后輾轉反側回到洛陽，可此處早是滿地蒼夷，自然談不上宜居。

過了一段狼狽日子(竟淪落到在手下官員趙忠處租房的境地)，再往后的時光，倒是遇見了曹操，終于在許昌安定了下來，也算對流離的八年時光，做了一個比較安心的收尾。

如此看得，劉協的房運應該不算太好，就像個被不斷領養的隨遷小孩，跟著不同的干爹，懷揣著一張破舊的暫住證，在各地流離顛沛。不過，這并沒有阻擋他成為一名合格的資深釘子戶。原來，在封建時代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里，君王家天下是件天經地義的事。這就是所謂的“天下之大，莫非王土”。

盡管屢次搬遷，可處處是我家，服務靠大家，劉協一旦安身下來，一家之主的模樣，總是得端出的。這和所謂的鐵飯碗，不是在一個地方吃一輩子飯而是一輩子都哪里都有飯吃，恐怕是一個道理的。

皇上的招牌，自然就是劉協的鐵飯碗。經過幾年顛簸折騰，終于在曹操的地盤安家了，劉協對此時的境遇，自然是珍惜的。因此，最初的交往日子，也算其樂融融。

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搖身成了精神領袖，自然在軍閥亂戰中占據了政治高地，而被供著的“家長”劉協，一日三餐自是無憂，尋個天氣好的時候，也多了心情，喚上幾個隨身官員，在城郊的許田圍場，喝喝酒唱唱歌打打獵，打發著時光也算“卡拉OK”。

不過，君弱臣強，這樣尷尬的蜜月期，自然有個到頭的時日。剛才說了，“天下之大，莫非王土”，曹操在自家祖宗的地盤上老這么指手畫腳，日子長了，劉協當然要有意見了，至少，劉協身邊官員是有意見了。于是，劉協開始尋思著向曹操索要產權了，后來，就有了“衣帶詔”事件。

這個事件，在歷史上是很出名的，國舅董承等人，在劉協的授意下，設法誅殺曹操，未想行動口風不嚴，竟敗露了。劉協玩大了，曹操自然很生氣，心里暗罵道：“你要就說嘛，你不說，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何必搞這些打打殺殺的，傷了大家的和氣多不好啊。”

終于到了曹丕的繼位，釘子戶劉協這個歷史遺留問題，終于也到了解決的時候了。曹丕的思路倒也“明快”，強拆恐怕是不能的，于是尋個幾個下人，隔三岔五到劉協住處做思想工作。曹丕開出的條件其實蠻有現代性，可以概括成四個字：“拆遷安置”。

安置地點，是據許昌不算太遠的濁鹿城，也就是后來史料上記載的山陽公國(“都山陽之濁鹿城”《后漢書》)。除了給出合理產權面積的安置地塊，曹丕還開出了含金量極高的拆遷補償：“位在諸侯王上，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