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所謂的“封建社會”之所以以“封建”為名，是因為在西歐歷史上，以農奴為主要生產力經濟形態(tài)長期伴隨著封土建國的政治制度。然而在中國，嚴格意義上的封建政體只是先秦三代的時代潮流。隨著中央集權“大一統(tǒng)”思想的蒸蒸日上，漢以后的分封多半只是經濟上的封賞，諸侯王對自己封地既無管轄權，又無保護能力，甚至“虛封”而無地。不過這里也有個例外，唐代的藩鎮(zhèn)制度就是中國不那么封建的“封建社會”背景下，封土建國格局的又一次上演。

提到藩鎮(zhèn)，我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安史之亂。誠然，安祿山以一介少數民族將領的身份，能頃刻間幾乎推翻繁盛到極點的李唐王朝，肯定不純是他個人奮斗的結果。或者其與唐明皇和楊貴妃之間的恩怨糾葛，而更在于歷史原因——藩鎮(zhèn)制度是唐帝國鞏固邊防、向外拓張的有力措施，同時也是對中央集權的挑戰(zhàn)。

我們說唐朝“設立”了藩鎮(zhèn)制度，那么“藩鎮(zhèn)”這玩藝在當時就是個新事物咯？非也，它的淵源甚至可以上溯到先秦時代。首先，“藩”字的本義是住宅周圍的籬笆，其設置的目的在于保護主人的土地財產安全；“鎮(zhèn)”的本義是壓東西的重物，其存在的意義是保障所壓之物的堅固穩(wěn)定。從王國的層面上說，“藩”就是天子領地的邊疆，“鎮(zhèn)”就是軍事力量的統(tǒng)治，這正是周王朝封土建國的實質。

雖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周朝里真正的周國，即天子的領地“王畿”，只是陜西中部“邦畿千里”的一片土地，還不如今天的一個省。周朝之所以疆域廣大，號稱“普天之下”，是因為把各路諸侯的領地都算成了“王土”，因為他們占有這些土地的合法性來自于王室的冊封。

但這些大小王爺對封地幾乎享有絕對的統(tǒng)治權：一則世襲罔替，并可以自行向下再分封；二則完全掌握了領地的軍政大權，自行管理和使用賦稅與徭役。可以說，封國算不算周朝的實際領土，完全取決于當地諸侯是否信守對天子的承諾——要么作為附庸拱衛(wèi)王畿，要么藩而不鎮(zhèn)叛周自立。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記載：“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管、蔡兩位王子本來從周武王那里受領封地，作為“三監(jiān)”之二防衛(wèi)殷商后裔，保護王室的安全、保障王朝的統(tǒng)治。然而幼小的周成王繼位后，這兩位王叔趁著政局不穩(wěn)聯(lián)合殷人發(fā)動叛變，最后被另一位王叔周公旦鎮(zhèn)壓。

為了鞏固侄子的天下，周公吸取先前的教訓，不再輕信其異姓貴族（周王朝自身也是以“藩鎮(zhèn)”諸侯的身份推翻商朝的），先后建置七十一塊領地，分封給武王十五個兄弟和十六個功臣，讓他們作為籬笆給周王室看家護院。

說回唐朝，藩鎮(zhèn)制度的設置在形式上并非封土建國，但隨著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的權力逐漸膨脹，藩鎮(zhèn)也接近周朝分封諸侯的實際情況了。玄宗治下，唐帝國積極地開疆拓土，相鄰的幾大民族勢力又欲侵吞漢地，所以邊疆的軍事壓力極大，需要當地將領掌握更高的自主權，以便隨時應對可能爆發(fā)的戰(zhàn)爭和動亂，不必請示中央政府。對于皇帝而言，鞏固邊疆更多的是為了王朝腹地的安全，但也不能給內地制造太大的經濟負擔，所以干脆把軍政大權都交給地方官員，讓其盡量自給自足。所謂“節(jié)度使”，即“持雙節(jié)（軍、政兩種授權）調度”之義。

最開始，節(jié)度使作為一任地方官員，權力再大也不過是皇帝的家奴，算不得分封諸侯。但是很快，隨著安史之亂一爆發(fā)，皇帝就管不住這些封疆大吏了。

為了平叛，唐廷設置了更多藩鎮(zhèn)，他們在戰(zhàn)后成為軍閥，各自組建幕府割據一方，跟朝廷討價還價，甚至出現(xiàn)節(jié)度使私自世襲的現(xiàn)象。藩鎮(zhèn)名義上附庸天子，實質上作為外姓甚至少數民族領主的勢力，其獨立性可比春秋戰(zhàn)國“禮崩樂壞”時期的諸侯封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