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和珅是個貪污官僚，事實上，對和珅的全面定位應該是政治家、經濟官僚、詩人、學者、藝術鑒賞家和政治斗爭的失敗者。

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頓國家財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務，特別是外交事務方面，都做出了相當杰出的貢獻。他主編了《四庫全書》《大清一統志》《三通》等大型叢書，《紅樓夢》能流行于世，據說他的功勞尤大;因為精通多種語言，所以和珅實際上充任了當時的外交部長，曾多次負責接待朝鮮、英國等國的使臣。僅這些才能，已經足以使乾隆離不開他。更何況和珅還有另一項為皇帝所急需的天賦，那就是理財。

在乾隆眼里，和珅簡直就像一個魔術師，總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財源。“議罪銀”的制度化，就是和珅的一個天才發明。

罰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員幾個月至幾年的“基本工資”，是懲罰輕微過錯的常用手段。隨著乾隆中期施政愈苛執法趨嚴，皇帝覺得罰俸數額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罰，所罰動輒上萬，改稱“議罪銀”。從財政虧空之類的重大錯誤到在奏折中寫錯幾個字，都可以一罰了之。

此舉一出，那些聰明的大臣們馬上就發現了妙處。不少大臣主動要求交納議罪銀。比如河南巡撫畢沅以“未能迅速搜獲要犯”，自請罰銀兩萬兩;陜甘總督勒爾謹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議罪繳銀四萬兩。以小過而甘重罰，既說明大臣們對自己要求的嚴格，又為皇帝小金庫的充實不聲不響地立了功，可謂一舉兩得。因此，通過這種渠道踴躍“捐輸”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數。比如河南巡撫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終日”，積極要求自請罰銀三萬兩。手筆之大連皇帝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遂降旨說：沒有那么嚴重，加恩寬免銀兩萬兩，交一萬兩上來就可以了。

當然，也有更多的官員感激這個制度。比如前內務府總管西寧，因為替皇帝做生意時“辦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頭。還是和珅幫忙，從中說和，對皇帝曉以人頭賣不了錢的道理，議定西寧交八萬兩罰款了事。這八萬兩定得很準確，正好把西寧家刮得精光。

在和珅的操作下，議罪銀制度為晚年皇帝的錢包里注入了大量現金。

按乾隆的說法，議罪銀制度是“以督撫等祿入豐腴，而所獲之咎，尚非法所難宥，是以酌量議罪，用示薄懲”。看起來似乎于國體無損，既沒有增加百姓的負擔，又寬綽了皇帝的手頭，還警戒了不法的官員，真是一舉多得。而事實上，這卻是一項后果極為嚴重的惡政。

貪腐政治一個不變的規律是，個人從貪腐中所得的，與給國家造成的損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今天的官員，可以因為幾萬元的好處，甚至僅僅幾次“特殊消費”，大筆一揮，將千萬的土地批給開發商。同樣，乾隆晚年從議罪銀制度中得到的幾百萬兩零花錢，給大清王朝造成的損失要以億萬計。

所謂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錢快樂的同時，老皇帝對于那些踴躍交納議罪銀的官員不可能不高抬一點貴手。許多所謂“法所難宥”的大罪，只要交納的銀兩足夠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議罪銀實際上起不到懲戒作用，反而變相地使貪污侵占合法化，為犯罪提供了保護傘、“免死牌”，為貪官們壯了膽，讓他們貪污腐敗為非作歹起來心里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珅通融通融，罰錢了事。正如尹壯圖所說：“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

這一制度讓官員們貪腐起來更有動力。積累多年的家業被罰光后，官員們的第一選擇往往是更加瘋狂的搜刮。有的時候，因為議罪銀數量過多，無法交納，官員們的第一選擇也是通過“犯罪”來獲取“議罪銀”。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弟弟要交三萬兩議罪銀，向他求助。他于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兩銀子，交給弟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東巡撫國泰向屬員們勒索了白銀八萬兩，而一年前國泰的父親文綬繳納的議罪銀恰是八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