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們三個回到秦國的時候，秦穆公竟然身穿喪服在郊外恭迎，他面對戰敗回國的將軍哭泣著說：“都是因為我當時不聽蹇叔的話才使你們蒙受恥辱，這次戰敗都是我的罪過呀！”秦穆公真誠的“罪己”不僅深深地打動了出征將軍，而且也深深地打動了在場的眾臣官僚。從有關的歷史記載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經過這次“罪己”以后，秦國全國君臣上下變得更加團結一致了，而秦穆公之后取得的巨大的政治成功也都與他的“罪己”術有關。

其實仔細想想，像秦穆公這樣的一代英雄真的會為了幾個臣子而責怪自己嗎？這不過是收攏人心罷了。古往今來，像這樣的事歷史上并不是太多，有很多人都認為他就是一名賢君，他就是敢于承認自己的錯誤，我們不能說他的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因為自古以來，得民心者得天下，他這樣做也正是借“罪己之術”來拉攏人心。而秦穆公的這招“罪己術”不僅獲得了秦國上下軍政人員的尊敬，同時還使孟明視等三人為了報答他的不殺之恩而更加死心塌地地為他效力，真可謂一箭雙雕。

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大家都知道，其實“罪己”有些時候也是成功的開始，就如上面所講。有些領導害怕罪己危及自己的地位和形象，其實他們不知道，這恰是一個得人心的高招;一個領導者越是虛偽、越是無能、越不敢罪己，就越容易失民心。項羽、崇禎他們自己犯了錯誤常常罪天不罪己，因為他們自命為天子，容不得一切政治上的反對派和不同意見，更不能讓自己有任何失誤，所以他們就責天以求自解了。

而一個真正的帝王在對待大臣或處理政事時，如果感到罪己比殺人能獲得更大的政治效益的話，那么他也會選擇前者的，因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終要去考慮的。秦穆公的“罪己之術”以坦率寬宏的態度來承認過失，收買名聲，而收到的卻是更多的政治利益，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民心。像這種政治表演，漢文帝、漢景帝父子都干過，讓歷史學家久久稱羨的“文景之治”其實與當時的皇帝敢于并善于下詔罪己有很大關系。就連好大喜功的漢武帝在晚年也曾數次用下詔罪己的辦法平穩巧妙地渡過信任危機。所以說，“罪己之術”并不是失民心、破壞自己的形象，而是一個得民心的“高招”。一個人也只有讓別人心悅誠服，才能讓別人死心塌地地為你做事，而要想做成大事亦是如此。

其實君王的下詔罪己無非是把政治行為的過失歸罪于自己，這樣做不僅表現出了帝王的政治胸懷，也表現出了一個帝王的個人人格。這樣也會使后代的帝王一遇到政治困難便會做自我批評，但這種做法有時候未免顯得太過做作，太缺乏真誠。我們總覺得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在中國早期政治家那里倒顯得更真實自然、更感人，也更能產生政治效益。是啊，歷史寫的都是君王的好，君王的成就如何顯著，這一點我們不能否認。但他們也確實比我們想的還要高一招，因為他們自己有更遠的想法與目的。透過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執政者“罪己”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收攏人心，但這確實不失為一種在政治上比較高明的做法。

其實想想也是，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錯事也是萬歲、萬萬歲;而臣子們則以歌功頌德、文過飾非來作為自己的進身之階，這是很正常的。我們想想，如果君主一反其常態而罪己，說明他起碼認識到了兩點：第一點，無論當朝的輿論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總是會有一桿秤的，所以是非自有論斷;第二點，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百姓即是水，君權即為船，所以即便天子也須考慮民意，不能過份胡來。而也只有這樣，他才能稱得上是一個高明的統治者，而他們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名帝，大都是因為他們能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