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閏五月十日凌晨三時，帝國人民多年等待著的那個時刻終于到來了：朱元璋崩殂。朱允炆登基。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朱允炆都是帝國最理想的接班人：從外表看，風度翩翩，一表人才;從天賦看，聰明伶俐，智力過人;從學識看，勤奮好學，熟讀經典;再論最重要的品質——品德，朱允炆更是出類拔萃。朱元璋在遺詔中稱朱允炆“仁明孝友”，殆非虛夸。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太子身上長了個癤子，痛得睡不著覺。太孫侍候在旁，含淚撫摩，晝夜不離。朱元璋看到這些，感動地說：“有子孫如此，朕復何憂？”太子去世后，太孫悲痛至極，居喪期間，事事遵古禮，形銷骨立。

朱元璋非常心疼，勸他道：“爾誠純孝，獨不念朕乎？”太孫這才吃了一點粥。而在此前，他已經五天沒吃沒喝了。朱元璋臨終前，太孫日夜侍候在側，衣不解帶，唾壺、溺器都親手提獻。這些事傳出去，滿朝大臣無不太息感嘆。至于說到能力，也沒有可挑剔之處。立為皇太孫后，朱元璋就命令太孫跟在身邊，練習政務，日常奏章由他處理，太孫少年老成，處理結果一般都比較周到。特別是朱元璋處事苛刻，而太孫常濟以寬大，群臣無不暗暗高興，期盼太孫早點接班。現在，這一天終于到來了。雖然是大喪，表面上一片悲痛，實際上滿朝文武內心都松了一口氣。老皇帝的殘暴終于成為歷史，新皇帝圣明仁孝，真是天下之幸。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樂觀。有那么幾個人，在滿朝太平氣象中嗅到了危機的味道。在專制體制中，新帝登基，頭等大事是鞏固自己的權威，消滅一切現實和潛在的挑戰。現在，開國武臣已經被皇祖殺光，能夠對帝位構成威脅的就是那些手握重兵的諸叔父親王。中國政治史的背景顏色是相互猜忌。諸王和皇帝之間彼此心懷疑慮，只能用最大的惡意去估量對方。這是由中國式的政治規律所決定的必然。皇帝懷疑諸王垂涎帝位，而諸王則擔心皇帝消滅自己。麻稈打狼，兩頭害怕。本來都是出于自我保護的意圖，然而，卻形成持刀相向的形勢。新君是一個書生，可是二十一史熟讀之后，對歷史上的權謀智略多有領會。登基之后，整個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消除諸王的威脅上。不約而同，新君的心腹謀臣也都想到了這一點。建文帝即位伊始，兩位文臣齊泰和黃子澄就秘密上書，建議皇帝削藩。而諸藩之中，最為危險的，顯然就是燕王朱棣。

六百年后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建文帝畢竟是一個書生，雖然他自己并不這樣認為。他自以為懂厚黑之學，通王霸之道，一上臺就開始雷厲風行地削藩，其實正說明他沒有讀懂歷史。他即位時，政局穩定，天下太平，沒有哪個親王有能力和理由主動向他發起挑戰。因此，他完全有時間和空間，用更隱蔽更高明的手段，把他和諸王之間的緊張狀態化解于無形之中。比如，他可以借鑒漢武帝的推恩令，讓諸王的權力越分越小。他也可以不動聲色地找借口逐步收回諸王的軍事指揮權，只給他們一個空頭帽子。現在，他迫不及待地主動下手，既迅速激化了矛盾，又明顯違背了朱元璋的遺囑，在道義上處于被動。

而更致命的錯誤尚不在此。即使主動削藩不夠高明，如果他厚黑到底，也有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諸王一個措手不及，從而一舉消滅潛在的危險。而他卻又愛惜面子，拖泥帶水，舉動錯亂，從而鑄下不可挽回的大錯。因為他想做一個符合儒家教條的完美君主，一舉一動要講究名分，要削藩，就要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在諸王中，最大的威脅是燕王。然而燕王平時舉動謹慎，沒有道德上可指責的地方，拿他開刀名不正言不順。其他諸王，則平時作惡多端，名聲很壞。建文君臣商議多次，決定先拿其他諸王開刀，并且把這個策略命名為“先除枝葉，再除根本”。因此，從即位后第三個月起到第二年六月，建文帝利用諸王平日里的諸多劣跡，先后削了周、湘、齊、代、岷五王，廢去爵位，貶為庶人。并且每削一人，就公布他們的罪狀，以安天下。一年之內，就連廢了五個親王，建文帝看上去還真有些魄力。小皇帝又以邊防緊張為名，把燕王護衛中的精銳調到塞外駐守。又派了兩名親信，管理北平地方的行政事務。看起來小皇帝的考慮不可謂不周到，布置不可謂不嚴密。然而，張牙舞爪，氣勢洶洶了半天，卻沒有觸動燕王的根本，反而就把自己的意圖完全暴露在燕王的面前。

朱棣靜觀小皇帝的種種表演。百般舉動，雖然眼花繚亂，卻越發顯示出優柔寡斷和底氣不足。小皇帝越是搞小動作，朱棣就越老老實實，規規矩矩，以靜制動，讓小皇帝越來越尷尬。建文帝的兩大謀臣齊泰和黃子澄都是儒生出身，齊泰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進士，應天府鄉試第一，黃子澄則是洪武十九年(1386年)的探花。君臣三人經綸滿腹，遂自認為通陰陽之道，懷管葛之術，有定國安邦之才略。然而，事實上他們畢竟是一群書生。其實，真正的英雄人物，做大事并不需要認真的借口，有借口要做，沒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做。做成之后，自有人來擦屁股。“一位機敏的君主從來不乏正當理由使他的背信棄義顯得冠冕堂皇。”像他們這樣面不夠厚心不夠黑，絕不是成大器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