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專權乃世所罕見，朱棣時期重用司禮太監，太監權力日益高漲、彪炳甚重。及至后世，皇帝臨朝不出，太監成為皇帝身邊的唯一近侍，獨攬大權，歷代首輔都不能及。明熹宗時期，重用大太監魏忠賢，其好大喜功，肆意改革，黨同伐異，清流之士噤若寒蟬。及至崇禎凌遲魏忠賢于菜市，百姓拍手稱快，莫不感嘆皇帝之圣賢。然而，這樣一件振奮民心的大事，有人說竟是明朝的滅亡導火線？

崇禎皇帝一身做的最大的一件錯事就是殺魏忠賢，重用東林黨人士。明熹宗臨死前曾專門叮囑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后時刻對魏忠賢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固然摻雜著個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認識到了魏忠賢在處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決，尤其是在維護大局、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關鍵問題上，在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場上，所表現出來的深明大義和遠見卓識。

平心而論，魏忠賢為鞏固個人權勢，未免有黨同伐異、殘忍歹毒的罪惡一面，但從他曾經力排眾議、大膽起用遼陽戰敗后遭受讒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斷罷免寧錦一戰中畏縮不出的袁崇煥，拋開私怨、違心推薦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還是心系國家、講求原則的。魏忠賢主政期間，國內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這層能力、這種魄力、這份功績，還是應該被認同和肯定的。

崇禎即位的時候，海內難民揭竿四起、關外清兵虎視眈眈，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賢這樣富有處理軍國大事經驗和把握動蕩時局能力的“能人”來獨當一面，雖然無法扭轉國勢日衰、積重難返的敗亡趨勢，但也不至于在短時間內坍塌崩潰。但崇禎為了整飭內政和平息民憤，更是為了報仇雪恨和獨掌大權，借著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勢徹底肅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殺殉國前的第五天，崇禎在大勢已去、大廈將傾的絕望中，在聽到太監曹化淳說的那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話之后，終于領會到了皇兄臨終前強調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所在。國難當頭，非常時期，個人恩怨和個人私欲是不是應該暫時放一放呢？畢竟，國祚永存，無論在什么時候都是最硬的道理。在幡然醒悟的同時，也讓無力回天的崇禎在精神上徹底崩潰。收葬魏忠賢遺骸，既是對魏忠賢價值和功績的重新肯定，也是對自己17年執政生涯的全盤否定。以魏的權勢在最后一刻也沒有反叛過，如果當時魏放手一博的話，也許中國的歷史將會被改寫。

細讀于此，不知心里有何滋味，縱觀魏忠賢之一生，大奸大惡。其所作之事大都為自我私情，知人善任之事，史書記載寥寥無幾。他改革首鼠一端，朝夕令改，百姓苦不堪言，他號令反腐，卻收取巨額賄賂。凡此種種，如何成事？繼續讓魏忠賢處理朝政，恐怕沒等李自成起義，明朝早已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