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文化的空間場上，中國文化是世界中心，那么在文化的時間場上，只有兩千年前的儒家之道才是真正的文化精髓?，F(xiàn)代的人只有追溯以往，整理舊籍，才能找回失去的民族榮譽，復興民族的文化。蔣介石的文化復歸論向我們展示了他文化觀的第二種內(nèi)蘊以復興儒學為表征的文化復古主義。

這種復古主義的首先表現(xiàn)是習古 。既然中華民族的光輝時代是在遙遠的古代，而近代人的落后又恰恰是由于丟棄了傳統(tǒng)的法寶，所以，要想再現(xiàn)昔日的榮光就必須向后尋覓。在蔣介石看來，中華民族復興道路的艱難不是因為歷史的負擔太重，而恰恰是國民的數(shù)典忘祖。他認為， 如果我們在中國的國民，不能保存中國國家的歷史，不能寶貴我們國家固有的道德，那么，我們這種人便不成其為一個國民 ，每個中國人都有挖掘三墳五典，背誦《資治通鑒》，苦讀四書五經(jīng)，效行二十四孝的義務，不整理國故、保全國粹，國怎么還叫國，人怎么還算人？而尤其可怕的是， 現(xiàn)在一般人，對于中國的事情都不滿意，關于國內(nèi)講孝弟忠信這些事，以為統(tǒng)是腐敗的舊思想，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等，統(tǒng)是已經(jīng)過去了的人，我們革命當不去講他。這種思想該是多么的糊涂！要知道：孫中山是什么人？孫中山就是封建道統(tǒng)的傳人，一長串儒家圣賢之后的集大成的圣哲 。

三民主義是什么？三民主義就是孫中山集古今的大成，將中國固有的道德文化，最要緊的東西整理出來了，許多好的道德文化，都已由總理排定次序，整理之后的名字，便叫三民主義。所以說： 三民主義就是中國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結(jié)晶。 所以，學習三民主義，就是了解儒家文化的精義，反過來，研習孔孟之道也就可以取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總之，按蔣介石復古主義邏輯，只要人人致力于整理國故 ，個個盡力于保存國粹，那么中國也就有救了，不，應該說他的集團有救了。

所以，蔣介石不惜再一次在全國掀起尊孔讀經(jīng)的狂潮，強行規(guī)定四書五經(jīng)為軍人的必讀書，反復宣揚《大學》和《中庸》是世界上科學的科學，最要緊的學問。他不惜以身作則，號令部下讀經(jīng)，說什么他經(jīng)過幾十年的曲折，到四十歲才知道經(jīng)書對國家和政治的重要，甚至危言聳聽地強調(diào)： 我們要常常去研究四書五經(jīng)，尤其是非讀《大學》、《中庸》不可，如果我們放棄不去研究這種固有的東西，則個人固不能修身立世，就是國家和民族亦必定會滅亡的。 他不厭其煩地三番五次為軍官們講經(jīng)，詳盡剖解《大學》和《中庸》;他還號召部下向湘軍的將領曾、左、胡諸位學習，學習他們所謂保衛(wèi)文化，扶持名教 的精神，學習他們 同心一德，都以中國的綱常倫理，民族傳統(tǒng)(道統(tǒng))繼承與護衛(wèi)之戰(zhàn)士自任 的意志，尤其要像曾、左、胡那樣具有很高的封建道德素質(zhì)的修養(yǎng)，淵博的儒家傳統(tǒng)學問。

在他看來，太平天國的將領如李秀成、石達開諸人無論在軍事方面，在政治方面，他們的本領和曾、左一般人比起來，都在伯仲之間，但就學問道德和保衛(wèi)文化、扶持倫理的精神方面比起來，洪楊那方面就遠不如當時一般湘軍的將領 。因此蔣介石認為： 曾、左等能打平洪楊，完全是由于他們的學問勝過敵人。習古之魅力和效用，在此顯現(xiàn)，所以國民黨要想撲滅共產(chǎn)主義，剿滅紅軍，就必須擁有像湘軍諸將那樣的學問，掌握儒學典籍。在蔣看來，共產(chǎn)主義在中國興起的局面與當年太平天國差不多，所謂名教和道統(tǒng)都面臨著危機。 中國所有的文化道德均有受其打破的形勢 ，要保衛(wèi)文化 ，首先高級將領就得將自身變成傳統(tǒng)文化的載體，通過尊孔讀經(jīng)的過程，內(nèi)化依附道德，諳熟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術(shù)。

復古主義的第二種表現(xiàn)是襲古。蔣認為，近代中國之所以落后，就是因為現(xiàn)實的中國人不能像古人那樣生活，不具備古人的道德水準，以至于官吏則虛偽貪污;人民則散漫麻木;青年則墮落放縱;成人則腐敗昏庸;富者則繁瑣浮華，窮者則卑污混亂;其結(jié)果遂使國家紀綱廢弛，社會秩序破壞 。要改變這種狀況，改善國民的自身素質(zhì)，就非得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均以古人為標準，向古人看齊，在所謂 食衣住行 上體現(xiàn) 禮義廉恥 。子弟要像古人那樣忠孝齊備;家長要像古人那樣慈悌俱全;軍人要像古人那樣 智仁勇 ;學生要像古人那樣懂規(guī)矩;婦女也要像古人那樣守婦德致力于持家教子，知禮明義 。總之，人人都學了古人，我們的文化自可以光大，民族也可以復興。在這種以襲古為表征的新生活運動期間，各種仿古的行為規(guī)范貼滿大街小巷，各路服務團上街指導行人的舉止，一時甚囂塵上。據(jù)蔣介石說， 新生活的所謂新 ，和現(xiàn)在一般人所謂的摩登或時髦是絕對不同的 ，實際上是一種襲古擬古的行為復歸運動。

習古意在經(jīng)典， 襲古著眼于仿行，兩者的前提是一個，就是對中國古代人的理想化設想，對傳統(tǒng)道德模式夸張性歌頌。這種過火的美古、頌古舉動并不僅僅在于發(fā)思古之幽情，其真實意圖無非是借美化古人勾勒出自己所需要的理想社會的藍圖。這種行為，既不可能繼承整理傳統(tǒng)文化，也不可能真的復興儒學，過度的贊譽和過度的貶損一樣，對傳統(tǒng)文化本身都意味著一種悲哀。

20世紀30年代，中國確確實實出現(xiàn)了一股文化復古的浪潮，其原因固然有因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tǒng)的沖擊，超過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從而導致某種逆反心理的因素，但更有所謂 官方倡導的前提。當然，一個民族在走向近代化的進程，出現(xiàn)短暫的復古現(xiàn)象是不足為怪的，甚至可能涌現(xiàn)以復古為旗幟的真正的文化復興，作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然而，蔣介石倡導的這次文化復古運動，雖然卷入者不乏真摯的學者，在文化典籍的整理與研究方面也貢獻了不少成果，然而，這股浪潮對中國近代化的進程而言，卻無疑是一種反動，它并不具備真正民族復興的含義，得益者只是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政客。對亡靈的膜拜、古籍的推崇，不過意在開拓一種馴良政治的文化環(huán)境，造就忠孝節(jié)義的擬古良民。蔣介石以復古型的文化觀為底色，以倫理性、功利實剛性的哲學理論為基礎，建構(gòu)了一個包括政治、倫理、教育、社會、宗教諸方面的龐大的維系意識體系。

與近代前一批的軍閥所不同的是，蔣介石集團的發(fā)跡起始于一個半近代化的政黨和一個顯然具有進步意義的主義;而蔣介石多半的政治生涯又是以全國的統(tǒng)治者的面目出現(xiàn)。他的集團雖然在形式上包容了所有地方軍閥，在意識上也留下了前代的沉渣。然而，作為一個成熟的中央性軍閥，自身的規(guī)律不期而然地要驅(qū)使它向傳統(tǒng)文治過渡，盡管這個過程由于時代的緣故并沒能實現(xiàn)，但他的維系意識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他的集團，變成一種不太正常的統(tǒng)治意識，其集團的政治行為也缺少那種在其他軍閥身上普遍存在的非法感和臨時感。正因為上述的緣由，蔣介石的維系意識在某些特征上很接近于傳統(tǒng)的常態(tài)統(tǒng)治者。除了加強軍事集團內(nèi)部的各種聯(lián)系外，開始在全國推行道德意識、道德行為與道德秩序的強化。

然而，蔣介石畢竟是一個軍閥，一個來不及也不可能變成皇帝的最后的軍閥。這一點，連他自己也有所意識。在大陸潰敗前夕，他屢次責罵他的部下都變成了軍閥：腐敗、無能、自私。其實他自己也難逃此咎。軍閥的本性終究使他把槍桿子、地盤和金錢放在第一位，不但閹割了孫中山遺下的黨，而且閹割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僅沒能認真進行每一代中國政權(quán)都厲行的經(jīng)濟建設，反而因軍事行動而摧殘了微弱的中國工商業(yè)。滿心指望的道德秩序也只能建立在刺刀尖上。顯然，他的部下變成了軍閥，把地盤和金錢放在第一位。這說明，蔣介石雖然花了很大的力氣重建文論，他的集團在危機時刻還是暴露出了本來的面目，他那種向后看的哲學，那種過于陳腐的維系道德，是不太可能賦予革命黨以新的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