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蔣介石的認識，在大陸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在1980年代以前，蔣介石基本上還沒有進入研究的領域，對他的評價是政治性的。1980年代以后，大陸對蔣介石的評價開始發生變化，蔣介石的形象趨向于立體化與多面化，對他值得肯定的方面，如北伐和抗戰時期的表現，開始不再吝惜筆墨，而給予如實的記述和評價。

不過，歷史是復雜的，活躍在歷史舞臺上的人物也是復雜的，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更為以往的中國歷史所未有。正因為如此，我們研究蔣介石，認識蔣介石，同樣需要把握他的生涯中極其復雜而又多方面的特性，在弄清事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予以貼切的評價，而切忌以“翻案”或“顛覆”的心態看待嚴肅的歷史研究，切忌單一化極端化的思維方式，或者以新的單一化極端化取代舊的單一化極端化，兩者貌似相異，實則殊途同歸，都不利于我們對歷史的深入認知。《中華民國史》對蔣介石的評價與多年來大陸學界對蔣介石研究所遵循的原則是一致的，即以事實為本，客觀求實，而非主觀臆斷。

抗戰中，蔣介石的功績和可議之處同在

就以抗戰時期的蔣介石而論，應該說，在蔣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能夠得到最廣泛認同的執政功績，首推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戰爭。以往我們對蔣介石在抗戰時期的評價，不脫“消極”與“反共”的主軸，這當然是有偏頗的。至少，在決策抗戰、堅持抗戰方面，作為當時執政黨的領袖，蔣介石確實起到了其他人無可替代的作用。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戰爭，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聲明“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表示了發動抗戰的態度。但即便是此時，國民黨高層內部的意見仍然不一致，仍然有人對能否發動和堅持抗戰抱有懷疑態度，包括胡適這樣的知名人物，也主張忍痛求和。蔣介石通過各種方式，說服、調和、打通國民黨內的不同意見，最后決策實行抗戰，“義無反顧”。就這一點而言，蔣介石對于抗戰的發動確實是有貢獻的，而且他在抗戰期間也始終堅持了抗戰的立場，抵制了日偽的“誘和”及國民黨內外的求和主張，也值得予以充分的肯定。

但是，如果就此說蔣介石在抗戰中的表現就是“十全十美”，就是值得全盤肯定的“領袖”和“英雄”，又未必那么完全符合歷史的事實。以筆者個人的研究和觀察，蔣介石在抗戰中的作為至少有三方面可議之處。

一是對國民黨軍隊的抗戰軍事督導不嚴，尤其是在抗戰的中后期，國民黨軍隊對于軍事作戰確實沒有前期積極，以至在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戰場都在反攻之時，中國的正面戰場居然還出現了一退千里的軍事潰敗，這實在是說不過去的事。看看當時的輿論反應，我們就知道這樣的潰敗在民眾心目中對國民黨留下了何等惡劣的印象。以至連蔣介石自己都承認，在河南，“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俄帝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部隊里面軍風軍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于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對于這樣的潰敗，作為國民黨黨政軍一把抓的最高領袖，蔣介石能不負有責任嗎？所以，我們固然不能簡單地說國民黨消極抗日，但國民黨軍隊在不同時期、不同戰場上某種程度的消極表現，卻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二是對國民黨政風政紀管束不嚴，聽任國民黨各級官員尤其是高層官員的貪污腐敗現象蔓延，嚴重影響國民黨政權在民眾中的形象。這方面最明顯的例證是孔祥熙貪污案。據蔣介石日記的記載，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的身份，與下屬合謀貪污1660萬美元的大案，人證物證俱在，蔣介石也認為“此人無可理喻”，“貪劣不可救藥”，“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像也”。不過，格于一損俱損之親緣關系，蔣介石又下不了決心，動不了狠手，最終對孔祥熙的處理也就是撤職了事，毫無其他處分，而且“即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正因為如此，國民黨的凝聚力和統治力在抗戰時期的衰頹也是不爭的事實。

三是抗戰中始終不忘遏制中共的發展，甚而多次動用武力，企圖解決中共，嚴重影響到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大局。據蔣介石日記記載，在1941年的皖南事變發生后，蔣介石“為新四軍事研究頗切，然決心甚堅，對此事正應徹底解決”;認為“制裁新四軍問題，此為抗戰成敗最大之關鍵”。抗戰成敗的最大關鍵，應該在于如何發動人民群眾，如何團結全國各黨派力量，攜手一致抗日，而非“制裁新四軍”，這豈非南轅北轍之舉！對這樣親痛仇快之事的發生，蔣介石能不負有責任嗎？

要使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能經得起檢驗，應當實事求是，肯定其當肯定，否定其當否定

綜合而論，全面、客觀、深入、正確地認識蔣介石，包括抗戰時期的蔣介石，也包括其他時期的蔣介石，我們應該注意到他心態與表現的復雜性，注意到他言與行之間的一致與不一致，從史料出發，以事實為依據，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探討其決策的前因后果及其發展變化，方才可以得出接近歷史事實的結論，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肯定其當肯定，否定其當否定，使我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具有長久的生命力。《中華民國史》和近些年來客觀求實的民國史研究學者都是這么做的。而追求非黑即白、截然二分的簡單判斷，乃至追求“翻案”、“顛覆”的“眼球效應”，因所謂時勢或風向的變化而跟風輕變，恰恰脫離了科學研究的本意，無助于我們對于復雜歷史以及在歷史中活動的人物全面而深入的認知，也就沒有長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