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博覽》2014年第11期，作者：廖保平，原題為：《晚清民國：一部明星史半部吸毒史》

明星吸毒屢現，公眾頗為震驚。但只要翻翻近代史，會發現伶人吸毒(抽鴉片)那是家常便飯。所以有人說，“一部演員史就是半部鴉片史”。

晚清民國最矚目的伶人非京劇伶人莫屬。京劇原是地方戲曲，漂進京城，經一代代大師的努力，日趨成熟并繁榮興盛，成為晚清民國非常時興的文化形式和消遣方式，與同時代的其他藝術門類相比，處于絕對優勢，出現了“四大須生”“四大名旦”“四小名旦”等名角，且流派紛呈，有余派、言派、馬派、梅派、尚派、荀派、麒派等等。

與此一并時興的另一件事是吸鴉片。上至仕宦文人，下至引車賣漿者，都有抽大煙的。京劇伶人抽大煙更是普遍，已成梨園陋習。老一輩的如程長庚、徐小香、張二奎、余三勝、譚鑫培、汪笑儂等都是老煙槍，晚輩一點的如裘桂仙、譚小培、楊小樓、余叔巖、高慶奎等也是癮君子，更晚的如張春彥、馬連良、孫毓堃(kūn)、譚富英、高盛麟、裘盛戎等，各自都有一部吸毒史。

文史作家徐穆云在《梨園外紀》中說，梨園名伶中煙癮最大者是汪笑儂，每天要抽煙膏二兩。他每天起床前，形同死人，姨太太口含大煙，對著他的臉噴煙若干口，才能“活”過來，稍作蠕動。然后灌他喝些參湯，再把燒好的煙槍杵進其嘴里，汪閉著眼抽十數口后，才能慢慢睜眼講話，穿衣下床。洗漱完之后，又躺下點煙，這叫正式開抽，抽上十來筒，才吃早點。這起床的功夫就得花一個多小時。各戲園都知道他這毛病，所以每逢演戲的時候，都要先給他的姨太太一些錢，唯恐其不愿盡心服侍或催促汪老板早點到后臺來。

譚鑫培是個唱念做打俱佳的大師，抽大煙也堪稱“大師”，不吃不喝都可以，不讓抽鴉片可不行。當時清廷雷厲風行地禁吸鴉片，王公貴族都不敢頂風而上，譚老板也不敢明著抽了，可是不抽之后，整個人就散了架似的沒精氣神，哪里還唱得了戲？

偏偏慈禧太后是個戲迷，《清朝秘史》講到，端陽佳節，太后高興，賜宴頤和園，命人召譚鑫培等一班名角入宮唱戲，一時楊小樓等名角都到了，只有譚鑫培未到。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前往譚府探究原因，譚鑫培道出苦衷：“現在明詔禁煙，王爺們都在戒煙，我是有癮的人，不吸足烏煙，再不能夠唱戲。”善耆回奏太后，太后笑道：“我當是什么？原來不過為了吸煙的事，那又礙什么，叫他盡管入宮抽吸就是了，只要他戲唱得好，我還派兩個太監替他裝煙呢！”善耆告知譚鑫培，譚老板大喜過望。從此后煙禁雖嚴，譚鑫培奉旨吸煙，再沒有人敢來查禁了。為了自己一點偏好，將國法當兒戲，這禁煙注定是失敗的。

如果說譚鑫培“奉旨吸煙”是一件顯榮的事，那么名伶馬連良為了鴉片而“奉旨唱戲”則被時人視為恥辱。

1942 年，偽滿洲國成立十周年，偽總理大臣特請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派遣演藝界前往祝賀。開出的條件，除了包銀，還有煙土。當時北平的煙土不好買，馬連良為此而動心，也為此而前往。抗戰勝利后，1946年有人檢舉這事，馬連良遂以漢奸罪坐了班房。后經回教協會理事長白崇禧斡旋，1947年才脫了干系。人出來了，家卻負了債。

要說當時馬連良并不缺錢，就在此前不久，他出手闊綽買下北京南寬街一座帶花園的大狀元府，轟動北平。但是，作為一個癮君子，他還是被偽滿洲國開出的煙土吸引了。這“漢奸罪”使他后半輩子背負了難以洗清的政治污點，也因之吃盡了苦頭。

老裘派花臉的創始人裘桂仙也是個老煙槍，據說長年抽煙讓家里的老鼠都染上了煙癮。有一次，裘老板帶領全家長時間在外地演出，家里頂棚的老鼠因無鴉片煙熏養，紛紛墜地而亡。這固然不可信，但裘桂仙的兒子裘盛戎有遺傳式煙癮，抽得厲害，未過花甲即因肺病死去，卻是真的。

跟譚鑫培學藝的余叔巖同時把抽大煙學會了。據張伯駒《紅毹紀夢詩注》記錄，梅蘭芳曾出演于美、蘇、日，得博士學位，著名京劇旦角程硯秋也曾出演于法國。有人問叔巖何不也去外國出演？叔巖曰：“吾國乃中華大國，而出演皆系男扮女裝，未免少失國體。美、法、日、蘇吾不再去，唯印度可商量耳。”人問為何愿去印度，叔巖曰：“印度有大土，我可過癮也。”原來人家不去西方是怕沒有鴉片可抽。

晚清民國伶人吸毒之事實不勝枚舉，跟現在明星吸毒提神解壓，尋找靈感的借口一樣，伶人吸毒據說也是為了提神解壓。抽大煙確實有刺激提神的作用，只是藥力一過，人就癱軟如泥了。再有，唱戲的最怕嗓子出毛病，尤其害怕在舞臺上嗓子出情況，那等于自砸招牌，保護嗓子是京劇伶人非常重要的事，據說鴉片能止咳止瀉，伶人寧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無。

不過在筆者看來，伶人吸毒主要還是因為來錢快抽得起。清末民國人們愛聽戲，京劇市場火爆，伶人掙錢相當容易，名伶掙錢速度更是讓人望塵莫及。據近代著名報人汪康年記載， 汪桂芬、譚鑫培這些名角，“聲價絕高”。譚鑫培除了日常在戲班中演出外，常外出走穴給人家唱堂會，一出戲價錢約50 兩銀子，而當時京官一品大員年俸不過180 兩銀子，譚老板唱三四出戲就頂一品大員一年的“工資”，足以羨煞王公大臣。

到了民國仍然如此，據當時《京報》報道：戲班子收入相當高，譚鑫培第五次去上海唱堂會，一個月包銀就有1萬塊。二三流的角色，唱一出也有10塊20塊，而當時北平政府的一個科員一個月也不過30塊上下，教授、部長月薪350元已經是非常之高了，跟名伶相比， 乃小巫見大巫。

而且，抽大煙還是一種身份、身價的象征。伶界有句話叫“不抽大煙，不過一千”，就是說一個名角兒要是不抽大煙，家里沒有煙榻煙具，說明角兒還不夠有名，生活品位還不夠高，別人就不會開出超過一千塊的價錢。抽大煙儼然成了名角的標配。

伶界新人在前輩煙槍的熏陶之下，有樣學樣。據說當時師傅教徒弟，經常是在煙床上進行：“蓋煙榻譬之課堂，煙盤猶如黑板，煙簽權做教鞭，煙槍可當刀槍靶子或馬鞭等使用，又口中念鑼鼓時，煙簽擊于煙盤上，亦可代表鼓板。”那是派頭十足，舒服至極的。譬如余叔巖拜譚鑫培為師，譚鑫培就是側身倚靠在煙榻之上，用一只大煙槍給余叔巖指點。如此耳濡目染，徒弟有錢了不仿效師傅抽大煙，難;有巨大社會示范作用的名伶吞云吐霧，視之為時髦，其他階層不競相效尤，亦難。

一些名伶毒癮實在太深，新中國成立后也戒不掉，只好網開一面，特許他們吸食，伶人與毒品的關系就有這么“深厚”，對社會的影響也如此“深厚”，要求他們以身作則，禁吸毒品，也是正當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