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上天可能真的對中國人很不公平，自古就把中國調成了“震動模式”，地震常發(fā)生，小震年年有，大震也不少。異常遼闊的中國疆域，東邊不震西邊震，頻繁發(fā)生的地震其實早把中國人震醒了。所謂震醒，即在古代我們就已經具有了比較豐富的抗震救災經驗與相對成熟的抗震救災體系。比如早在在東漢時期，張衡就發(fā)明了地動儀(雖然目前對此還有很多爭議)。北魏時期，中國就出現了第一支抗震救災醫(yī)療隊。

過去的先民對地震的認知比較復雜，不像今天的我們，知道地震只是地殼的運動。在古代中國，講究天人合一，從上到下，對自然，對上天都有一種莫名的敬畏。那是地震還叫“地動”的年代，人們認為，地動屬于天有異象，是上天責怪自己的反應。皇帝在地震發(fā)生后，都要發(fā)表“罪已詔”以示反思。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愚昧，因為他們不敢戰(zhàn)勝大自然，更不敢人定勝天。但一個能夠敬畏自然，又能夠常反思己過的人，難道不是很可愛嗎？有人認為，古代地震會死人很多，因為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救災基本靠手的年代，地震就意味著等死。這點確實沒錯，等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那時即使有72小時黃金救援的概念也不行，因為地方的奏折三天之內恐怕都送不到省府，軍隊根本無法調集，大部分只能靠自救。但有一點，很多人可能忽略了，那就是古代的建筑沒有高樓，也沒有密集的居住社區(qū)，更沒有學生眾多的學校。土坯房倒塌與混凝土垮塌，損害程度還是嚴重不同的。因此來說，古代地震遇難更多是因救援遲緩而造成的，死亡人數未必很多。

地震有震級，過去救災也有相對應的一二三級響應。比如清朝，將受災分為十級，一級最輕，十級最重，戶部根據級別不同進行不同的救災部署。因此，統(tǒng)計受災范圍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也是個難題。先要“報災”，由各鄉(xiāng)里逐一報送縣官，再由縣官上報地方的府臺或道臺，然后再進一步報告給省里的督撫，最后匯總至戶部。與此同時，各省督撫組織地市的政府與軍隊領導去災區(qū)核查受災范圍與人數，名曰“勘災”，對受災不同的地區(qū)、家庭一一登記在冊，為朝廷賑災提供依據。災民也要分等級，如極貧、次貧等。到清朝時，這套程序已經非常嚴格，甚至地方報到戶部后，戶部還會進行抽查，再次勘災，以防作假。多報或少報，都要嚴懲。

皇帝也有大愛無疆。北魏宣武帝拓跋恪，是個年輕的皇帝，在位時非常重視全國人民的醫(yī)療事業(yè)，尤其是在大災面前的疾病預防與控制。他也經歷了一次“512”八級特大地震，那是512年5月23日，大同發(fā)生大地震，波及山西全境、河北、河南、內蒙等部分地區(qū)。《魏書世宗紀》記錄了這一最高指示：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宜加療救，可遣太醫(yī)、折傷醫(yī)并給所須之藥，救治之。

再看看康熙時期的眾志成城。康熙十八年(1679年)9月2日，京師遭遇史上最大地震，震中位于今天的北京平谷與河北三河交界處。這也是八級特大地震，波及數省，北至遼寧，南至河南，東至山東，西至陜西。100公里外的北京城內也同樣受災嚴重，很多當官的也被砸死，如內閣學士王敷政、大學士勒德宏等人。地震僅僅發(fā)生不到兩個時辰，康熙來了！康熙同樣高度重視，立即召集內閣、九卿、詹事等滿漢官員，發(fā)布最高指示，部署抗震救災。康熙立即詔令中央財政向災區(qū)撥付十萬兩白銀，同時還有糧食、醫(yī)藥和棺木。同時，朝廷集體檢討施政綱領，要求今后“務期盡除積弊，存心愛民為國”。災情就是命令。戶部與工部立即到災區(qū)查驗，同時緊急撥款賑災。凡是房屋倒塌而無力修繕的，旗人給四兩銀子，其他人給二兩。家里有人遇難不能下葬的，每人再給五兩五錢，并減免一年的錢糧，未交納的也一并減免。同時宣布，開倉放糧。當時的一兩銀子，可買100斤米，約相當于今天的250元。其實也很少。還有給實物的。如唐高宗時期，河東地震，遇難5000余人，皇帝賜給每個遇難家屬3匹絹作為安葬費用。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大災面前有大愛。那時沒有慈善電視晚會，但皇帝也會號召各界“捐銀”。康熙命令官紳富戶等土豪，必須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當時有位在天津經商的張孺人，可謂康熙時期的“陳光標”，不僅捐錢，而且親自到災區(qū)，組織抗震救災，救助廢墟下的百姓達上百人。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鄰里互助，政府鼓勵互相幫扶，重建家園。所謂“兩鄰十家戶，有互相存恤之義，可協(xié)助修理”。在這樣的抗震救災氛圍下，同樣涌現出了眾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在這次地震中，大清官兵抗震救災的光輝事跡筆者沒有搜尋到，但不能就此說沒有軍隊參與救援，因為軍隊參與抗震救災是慣例。如宋朝熙寧元年(1068年)，河北路大名府發(fā)生強烈地震，宋神宗派出數十萬官兵參與抗震救災。“城壁皆壓，發(fā)卒數十萬治之”。當然，為災區(qū)群眾祈福也是必須的。這次京師特大地震，康熙就多次率文武百官與諸王到天壇進行祈福活動。皇帝與眾官員集體默念“北京挺住，北京不哭，今天我們都是北京人！”

除了祈福，皇帝一般都會在大災發(fā)生時做反思狀。底下忙救災，皇帝也不能吃喝玩樂，多少也要同全國人民一起共度時艱。康熙就立即下發(fā)“罪已詔”，以反思自己的罪過。“朕御極以來，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協(xié)，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職業(yè)，以致陰陽不和，災異示儆”。這意思就是說，都怪自己沒做好，才遭天譴的。其實，康熙來這一套，不管是作秀，還是忽悠人，或是真心悔過，都不影響康熙在百姓中英明正確的形象。畢竟是皇帝，該裝的時候還是要裝一裝的。話說人之將盡其言也真，后來，康熙終于說出了實話。康熙臨死前一年，1721年，他終于吐露了一個久藏心中的秘密，他說地震不是天譴，更不是自己瀆職，而是地下能量的釋放。“大凡地震，皆由積氣所至”。應該說，能有如此科學認知的皇帝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