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諜戰劇走紅，說的基本是國共間的故事。萬歷朝鮮戰爭中，卻有一個流落到日本的明朝人，機緣巧合在侵朝日軍中當上了一營主將，他心懷故國，和明軍暗通情報，在戰場上火燒敵營，立下奇功，隨后飄然而去不知影蹤。

不是小說，不是電影，不是杜撰。

這個四百年前的“余則成”，身世神秘，機智萬端，堪稱那個時代大明的第一臥底。

1、一封奇怪的書信，引出兩個明朝間諜

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8月，援朝明軍的總兵董一元率部，與日軍隔著晉江扎下營寨。晉江的南面稱為望津，日軍兇悍見長的島津義弘部，就駐扎在這里。四十余里的晉江南面，日軍修筑了望津、東陽、泗川、永春、昆陽、金海、固城、新寨等八座寨壘。

兩軍對峙了一個月，率領浙江兵的游擊茅國器對董一元獻策道：“細看倭營，自望津以至新寨，勢若長蛇。望津為蛇首，擊碎蛇首，其它便勢如破竹了。”董一元深以為是，但敵軍陣勢齊整，晉江不能飛渡，只得耐心等待戰機。

戰機卻突然來了。而且，是自己送上門的。

一天，茅國器部下的哨兵發現一個怪事：一個朝鮮婦女公然從日本營寨中走出來，卻沒人攔阻。哨兵等她走近，就問她緣由，朝鮮婦女語言不通，只是從貼身處取出一張紙條。

紙條上，用漢字寫道：“此婦將度異域矣。吾甚憐之，捐資以贖放還故土。天朝兵將當憐其窮困，勿加殺害。”書信的結尾處則寫道：“知吾姓者，令公之后，埋兒之父。問吾名者，有或之口，無才之按。理心書。”

這樣一封無頭無尾的書信，從日本營寨中送出，委實太令人吃驚了。

明軍營帳中，茅國器左看右看還是不明白，特別是結尾的那段話疑似謎語，茅國器是個武人，哪里能解得開？于是，他叫來贊畫（隨軍參謀）諸葛鑄來商量，果然文人機靈，諸葛鑄一下就破解了字謎：“令公之后、埋兒之父為郭，有或之口為國，無才之按為安。寫書信的人，姓名叫做郭國安！”

令公是指唐代名將郭子儀，埋兒之父是指晉代埋兒奉母的孝子郭巨。謎語的確解得不錯，那么，這個解救朝鮮婦女請求天朝兵將憐憫的郭國安到底何許人也？他為什么在日營里？他是中國人、朝鮮人還是日本人？

無巧不成書，明軍營中還真有個人知道緣由。

此人叫史世用，一聽說這事，當即興高采烈地跳起來：“我知道這個人！郭國安是華人，當年在日本和我很熟悉，誓死相約報效本朝。他如今在倭營，我軍有內應了！”

慢著，這個史世用又是何人？他為何到過日本，還和郭國安見過面？

這事的原委，還得慢慢道來。

史世用，是明朝派往日本的間諜。

早在日本侵略朝鮮之前，明朝的情報機構就開始行動了。兵部尚書石星秘密從錦衣衛里選拔出了幾個諜報人員，準備潛入日本刺探情報，其中，“貌頗魁梧，才亦倜儻”的史世用，在萬歷二十一年受福建巡撫許孚遠派遣，乘坐海商船只，一路抵達日本九州的薩摩。

據萬歷年間明人諸葛元聲的《兩朝平壤錄》記載，史世用是明代隸屬南京的武進人，出發前是錦衣衛里的名色指揮。“名色指揮”意思是掛頭銜的指揮，和“見任”的實職有所區別。

史世用到了薩摩州后，首先聯絡上福建裔明人許儀后。許儀后此人，我在前文《中日死磕史》提到過，他是被倭寇擄到薩摩的福建醫生，憑借高明的醫術深得薩摩藩主島津家的信賴，他是第一時間向大明發出“日本將侵略朝鮮”情報的功臣。

有了地頭情報員許儀后幫助，史世用四處搜羅情報，還面見了薩摩島津家的重臣伊集院忠棟。幾年后，史世用輾轉歸國，被派往朝鮮當隨軍參謀，他將掌握的日本情報匯報給了朝鮮人，被朝鮮國王李昖贊為“當世奇士。”

毫無疑問，史世用就是在薩摩逗留期間，認識了在薩摩軍中效力的郭國安，兩人相約效忠大明，這才引出幾年后的這一幕。

2、潛伏英雄“火燒敵營”

明軍得悉郭國安的身份后，立刻派史世用與之秘密聯絡。聯絡中，又獲悉了一個更好的消息：日軍望津寨的主將，就是郭國安本人。

被稱為日軍“蛇首”營寨的主將竟然是心向大明的臥底！天佑大明也！

下面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茅國器命人混入日營，與郭國安約好，幾天后明軍大舉渡江進攻，讓郭國安同時縱火燒毀日營糧草，舉火為信。郭國安慨然應允。

不日黎明，茅國器部強渡晉江，日兵紛紛出寨堵截。突然望津寨中大火沖天而起，烈焰燒的滿天皆紅。見糧倉重地起火，日軍大驚慌忙后退。明兵乘機搶渡到南岸，一陣追殺奪下了望津寨。

郭國安放的這把大火，燒了二日二夜，煙焰不息，乘勝追擊的明軍連續攻占其他寨子，日軍余部喪魂落魄，一路退守到泗川主將營寨。

明軍幾天內屢克日軍營寨，一路打到敵軍主營，軍威大振。只可惜，此后董一元在進攻泗川新城的過程中，輕敵冒進，戰斗中大營的火藥突然爆炸，以至于功敗垂成，被島津義弘的薩摩兵打了個反擊，死傷慘重。

看到這里，有人肯定要擔心，郭國安的反戈行為沒被日軍發現嗎？

就是沒發現。沒有這份機智，怎么當臥底？因為在此后的兩軍和談時，我們又看到了郭國安的身影。

九月和十月，明朝通過琉球和許儀后的密報獲悉了豐臣秀吉的死訊，但此刻日軍大本營的撤軍命令還沒到，游擊茅國器再次出馬，他派遣弟弟茅國科去會見島津義弘，曉以利害，勸其撤兵，“郭國安從旁贊之，義弘諾。國安私謂國科曰：‘國有大故，勢將疾歸，所恃者釜山數月糧耳，糧盡當歸矣。’已而，清正糧果盡，告借義弘，義弘不許，清正乃先撤尉山之師，義弘、行長以次而撤。”

由此可見，許儀后、郭國安等在日本的明人臥底，對明軍結束朝鮮之役功不可沒。而郭國安此后就失去了聯絡，我們無從知道他最后的下落。

這些難得的史料記載，出自明人茅元儀的兵書《武備志？ 占度載？ 朝鮮考》，真實度沒有絲毫問題。茅元儀可不是一般文人，他是當時著名的兵法家，曾任遼東經略楊鎬的幕僚，后來還在遼東與袁崇煥共事過，擔任過副總兵，與清兵戰斗過。

關于神秘的郭國安，日本戰后的史料上也有提及，估計那時候他的身份已經曝光。如成書于江戶時期的《日本外史》如此記載這場戰斗：“會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送款于一元。約為內應。舉火為信。至期。國器引兵臨江。我兵亦出寨臨江。已而寨中火起。吾兵顧而救之。明兵乃渡。陷望津。”

從日本人的記載看，郭國安是個“明捕虜”，即被俘的明人。但是郭國安是明朝哪里人？如何被俘？如何混入島津家當上一營主將？可惜史料實在太過缺乏，郭國安的原始身份，就像他寫的書信一樣，一團謎。

不過，至少通過兩國零碎的史料，已經拼出了一個活生生的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大明臥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