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之后，梁啟超時而主張君主立憲，時而呼吁民主共和，時而又倡導開明專制。他曾經擁護袁世凱，而這也是希望借助袁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梁啟超(1873—1929)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教育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從政治舞臺到學術領域，他都是首屈一指的風云人物。他身處復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中，其思想和主張經常變化，尤其是在戊戌變法之后，他時而主張君主立憲，時而呼吁民主共和，時而又倡導開明專制。由于梁啟超思想上的波動起伏，給后人留下了“善變”的深刻印象。著名學者張朋園以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享譽海內外，他在《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這本著作中，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寬廣的歷史視野，深入分析了身處亂世中的梁啟超政治思想之演變。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內憂外患，至戊戌變法前后，中國已經由于積弊太深再加遭受到帝國主義列強勢力的侵略，全國上下亡國情緒空前高漲。這也促使先進的知識分子探尋國家積弱不振的根本原因。梁啟超則認為要想變法圖強，必須先改變以往的傳統觀念，從政治上著手。作為一名啟蒙思想家，梁啟超深受西方“自然權利”、“天賦人權”、“社會契約論”觀念的影響，他認為興民權有兩個途徑：“一自上先變，一自下覺悟。”他分析了中國國情，斷言“吾疇昔確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決于適于中國，欲躋國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虛君，而事勢之最順者，似莫如就現皇統而虛存之。”在他看來，當時的中國最宜實行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因此力倡導在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主張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戊戌變法失敗以后，梁啟超逃亡海外，到辛亥革命勝利后才回國。這段時期是梁啟超思想最復雜、變化最顯著的時期。他認清了清末的中國局勢，更堅定了中國如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就不能自強的認識。在這一時期，梁啟超提出了他聞名遐邇的“破壞主義”的政治主張。 “破壞主義”的主要內容強調：只要能使國富民強，采取哪種手段都可以，尤其是以暴力革命破壞為主的方式，對中國徹底改造也是可以的。他認為，要想挽救國家的政治現狀，啟迪國人的思想，在當時的中國就必須行“破壞主義”。

1903年，搖搖欲墜的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這使梁啟超備受鼓舞，又意識到劇烈的暴力革命會給社會帶來的混亂，因而重拾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不過隨著形勢的變化，他又提出“以開明專制作為過渡的君主立憲”。他認為：“由于中國的專制制度時間比較長，中國從底層民眾到上層官吏都沒有民主自治的能力，整體國民素質比較低，應該通過開明專制培養國民的政治能力。”他還進一步說：“凡專制者，以能專制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制;以所專制客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制。”

在辛亥革命爆發后，清政府很快土崩瓦解。梁啟超深刻認識到，在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現實情況下，再提倡君主立憲，必然與現實不符。他認為，中國應當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只有依法重建政府權威，才能夠穩定社會秩序，從而推進中國改革和社會發展。當時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主要有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及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而這兩者中以袁世凱一方的力量最為強大。因此，在選擇政治勢力時，梁啟超就傾向于擁護掌握強大實力的袁世凱。應該看到，梁啟超擁護袁世凱，也是希望借助袁世凱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袁世凱登上大總統寶座后，梁啟超很快覺察到袁的稱帝野心。不過在開始時，梁啟超并不極力反袁。他曾勸過袁世凱，要當皇帝，當前不易操之過急，待條件成熟，再稱帝不遲，但袁世凱根本不予理會。梁啟超對袁完全失望，遂于1915年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痛斥帝制之非，譴責袁世凱稱帝是逆天而行。這樣，梁啟超轉身就成為再造共和的英雄。

梁啟超生命的終結，和他一生多變的政治主張形成一種意味深長的呼應。1928年，醫生誤割了他并無病變的右腎，但是他為了維護西醫的聲譽，曾帶疾撰文，希望人們不要為了個別病例誤診而全面否定西醫的科學性。作為受害人，他肯說這樣清醒的話，是頗為可貴的，失敗的手術直接導致他于次年病逝。

梁啟超晚年曾說：“我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即說我是國家至上主義者，我也承認。知我罪我，讓天下后世批評，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