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在民國初年獲得極大發展。活躍在臺面上的很多女權主義者都是同盟會會員，革命成功后，她們也獲得政治與話語權力，但在傳統男權主導的社會生態中，女權主義仍較難獲得由衷認可。

1913年5月13日，《申報》在題為《男女平等之教育》的雜評中，即表達出這種困境。該文將世界范圍內的女學分為“賢母良妻”與“非賢母良妻”教育兩派，并稱歐洲各國于此兩派尚在激烈論戰，“今者北京之教育界已發起男女學界聯合會，主張男女平等教育矣。男女平等教育即非賢母良妻派之教育也，吾國女學之程度較日本何如乎？果能進而至于非賢母良妻派之階級乎？然以較之不于女學著想，而僅嘩然爭女子參政權者，主張已切實矣，未始非可喜之事也。”

將女學分為“賢母良妻”與“非賢母良妻”教育兩種，這種界定方式，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傳統男權視角。文中明顯透露出對“嘩然爭女子參政權者”的不滿，其思想的底蘊仍在男尊女卑，認為女性事實上智識卑劣，具有參政的先天劣勢。

在湖南長沙，辛亥革命之后女權日漸發達，尤其是女權主義先驅唐群英、丁步蘭等成立了女國民會、女子參政同盟會等組織，在她們的鼓吹下，一般青年婦女受潮流影響，轉而追求女性的自由平權。丁步蘭還創辦了《女權日報》。后來因“二次革命”爆發，湖南鬧獨立，作為同盟會第一個女會員，唐群英附和國民黨主張，支持反政府行動，因此受到通緝，波及女子參政同盟會。《申報》報道稱，又因經濟困難，《女權日報》也在湖南宣告停版。

官方層面對女子參政的打壓主要是在“二次革命”之后，“女子參政同盟會”就在1913年底被取締。據當時報章報道，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各省有11處支會，均被各地民政長解散。京師的女子參政同盟會本部奉令解散后，官府仍派人調查唐群英的“黨黨事跡”，以肅淸根本。教育部也致電各省行政署轉飭教育司，取締與女子參政會有關系的女學———男女平等教育也不免受到影響。媒體報道特別提到，江蘇南京———這里是革命黨的活躍地帶，省長遵內務部訓令，查禁女子參政同盟會。

或許是因為資訊尚不發達之故，北京一個叫陳權的女子還在該會被撤銷之后，仍以女子參政同盟會會員名義，呈報設立私塾。內務部認為，設立私塾沒有問題，但女子參政同盟會已被取締，其仍以會員名義申請，顯然意味著該會尚未被整肅干凈。京師警察廳于是介入該案，陳權父親陳疇聲接受調查時表示，女子參政同盟會會長是沈佩貞，該會于1912年7月間成立，總部位于丞相胡同，各省都有支部。

陳疇聲的說法并不準確。隨后沈佩貞在接受調查時稱，該會在1912年正月初三日由張漢英發起，三月八日正式開成立大會，四月改由來京的唐群英、王昌國主持。九月，該會在湖南館曾開會一次，但沈佩貞并未參與。

京師各區署隨后的報告顯示，女子參政同盟會在當地已經絕跡。為了防止外省仍有該會活動，內務部令各省對此嚴加注意。

女子參政同盟會被取締，與其說是袁世凱政府單純地鎮壓女權，毋寧說是對武裝叛亂的不容忍。更值得考察的是當時主流媒體對女權的一般認識，就我視野所及，教育平權獲得的認可度最高，婚姻平權和參政權則頗受非議，女權主義者因爭取婚姻和參政自由受阻過程中所展現的不被傳統認可的性格特質，又進一步加劇了男性主導的社會反感。

在袁世凱尚未執政之前，唐群英等人爭取女子選舉與被選舉權的努力即告失敗，她為此還掌摑宋教仁，彰顯出異常彪悍的風格。但唐群英并未因此否定南京臨時政府的合法性。袁世凱當政后，也并未放開女性參政權，唐群英則宣稱“袁大總統不贊成女子參政權，亦不必承認袁者為大總統”，并掀起請愿活動，但袁世凱政權并未因此追究其責任———坦白說，這一階段社會的言論與結社自由程度，遠較國民政府訓政時期為佳。雙方矛盾的不可調解是在“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凱政府認為唐群英參與了叛亂活動，女權事業也因女權主義者過度介入政治而受到株連。

女權在中國的興起，首先的確借助了革命的力道。民國肇興，男女平權思潮也隨之泛起，但在最初的幾年，其總無可避免面臨諸種障礙，女權主義者一邊享受著振臂一呼云集景從的簇擁快感，一邊卻又不得不面對政策層面的掣肘與阻礙。但她們到底是站在趨勢與潮流的風口，所以女權最終會應和世界的節拍，民初一些看似激進的主張———譬如女子參政，現在也成為了主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