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馮玉祥將軍1936年元月六日就任軍委會副委員長后，其辦公廳設于南京中山東路頭條巷24號(20世紀90年代拓寬龍蟠路時，此巷已不復存在)。當時，何應欽命憲兵司令谷維倫，派憲兵連長甘自勵率憲兵“保護”馮玉祥將軍的官邸和住所。明曰“保護”，實則是軟禁和監視。本來，馮玉祥將軍是自己帶了衛隊從泰山到南京來的，衛隊長就是后來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葛效先。由于工作上的關系，要經常和甘自勵打交道的，就是葛效先和尹心田(時任交際課長)、王華岑(時任警衛參謀)、周茂蕃(時任警衛參謀)。這幾位都是在馮玉祥將軍身邊工作多年的中共秘密黨員，他們本來就對蔣介石“嫡系中的嫡系”憲兵很反感，更由于他們都清楚知道甘自勵來的目的和任務，因此，即使同他打交道，對他的態度也較冷淡。這些情況，馮玉祥將軍都看在眼里。

一天，馮玉祥將軍特地將葛、尹、王、周四人找來，親切地對他們說：“我知道你們對憲兵是有看法的，也知道他們來就是何應欽派來監視咱們的。但是，咱們到南京干什么來了？咱們不是來做‘官’的，而是要團結一切人去抗戰。憲兵雖然招大家討厭，但你們應該想到，憲兵首先也是中國人，他們大部分也是愛國的。咱們要團結他們，主動和他們交朋友，促進他們抗日。你們以為我不了解我的‘老弟’蔣介石嗎？你們以為我不了解汪精衛、何應欽嗎？咱們來就是要用行動影響他們，就是要用行動打擊投降派。咱們團結的人越多越好。所以，你們以后在和甘連長打交道時，一定要記住我的話。”

從那以后，這幾個人，特別是葛效先，主動接近甘自勵，同他交朋友，并常借工作之便，同他談心，“潤物于無聲”。馮玉祥將軍也曾在百忙中和甘自勵聊過幾次天。慢慢地，甘自勵對馮玉祥將軍的態度開始轉變，從警惕到同情，從同情到敬重。

西安事變發生后，一向主張對日妥協的何應欽，一下子變成了主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的“主戰派”，他認定馮玉祥將軍是張、楊的同謀。加上馮玉祥將軍力主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成了何應欽的死對頭。所以，何應欽先是把“軍委會”搬到自己家里辦公，讓身為“軍委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將軍“無公可辦”;接著，又全面封鎖馮玉祥將軍的通訊聯系，甚至要機要部門將張、楊發給馮玉祥將軍的一切電報、材料等先交給他“處理”。這還不夠，何應欽又秘密調動人馬，在正對馮玉祥將軍辦公廳大門的一座樓房里(位于今熊貓集團總部大院內)和頭條巷的南、北出口，設置秘密火力點，配備了重機槍、迫擊炮等武器，準備在必要時，將馮玉祥將軍和他辦公廳的其他人員“一鍋端”。

甘自勵知道這些情況后，冒著自己被撤職查辦甚至被殺頭的危險，立即將這一絕密情報告訴了葛效先。就在此時，一位在何應欽身邊任參謀的、馮玉祥的遠房侄孫女婿，也給馮玉祥將軍送來了內容相同的緊急情報。

當時，駐扎在長江北岸瓜埠的部隊，是馮玉祥將軍的老部下梁冠英屬下的一個團，團長曾紀瑞，是馮玉祥將軍從“學兵團”中培養出來的老部下。中原大戰時，曾紀瑞隨梁冠英一同投蔣。可巧的是，尹心田當年在“學兵團”就認識這位“老戰友”。當時住在中山陵園內的馮玉祥將軍(住韓復榘公館內)，連夜命尹心田從草鞋峽過江，找曾團長聯系;尹未敢對曾團長說出實情，而是說：“副委員長準備舉行夜間渡江演習，要經過你的防區，請你準備一下”。曾團長聽說老長官要來，非常高興。尹還特別交代這是“秘密行動”，不可外傳。曾團長當時哪里知道，這正是馮玉祥將軍準備緊急撤離南京的“秘密計劃”呢！

幸好，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于1936年12月26日，從西安平安回到南京，何應欽的毒辣陰謀才未得逞。

筆者注意到，在筆者閱讀過的所有有關當事人談及當年這段歷史的回憶文章或文獻中，沒人提起過甘自勵這個人。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應該把當時的真實歷史情況留給后人。甘自勵雖身為憲兵連長，但是，他不顧自身危險、在危機時刻挺身而出、救馮玉祥將軍的事跡，是絕對值得稱贊的。

當年，馮玉祥將軍本人對甘自勵也是心懷感激的。西安事變后，馮玉祥將軍于1937年3月回安徽巢湖老家視察時，還點名請甘自勵連長帶憲兵“沿途保護自己”。他已把甘自勵當成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