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朱由檢早早的來到皇極殿準備接受百官的朝賀。去年的場景還歷歷在目，滿朝文武只有一位外戚和內閣首輔到來。這次又沒有讓他”失望”，殿上竟空空如也。此時的朱由檢除了憤怒之外更多的是無奈。自己事事親力親為，為社稷盡心盡力，可如今卻是山河破碎，流民暴起，夷狄侵擾，民心向背，眾臣背棄，儼然成為孤家寡人。朱由檢此時可能意識不到自己的問題，但大明王朝卻于這一年大廈傾塌。1644年的大動蕩乃是眾多因素共同造成，又豈能將罪責歸于崇禎一人。

崇禎即位之初即面對一個爛攤子，內部是政治、經濟、軍事的腐化崩潰；外部是遼東后金的不斷侵擾。在這樣的處境下，年輕的崇禎一上臺便展現了自己與爺爺和哥哥的不同，英明神武的他首先剿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分子，使朝野短時間內正氣充盈；另一方面啟用受誣辭官，賦閑在家的袁崇煥督師薊遼處理后金問題。這時的崇禎給大明天下的臣民一種中興之主，在他的治理下大明王朝將再次復興的形象。然而好景不長，大明王朝積弊已久的政治體系，衛所制度的崩潰，財政制度的紊亂，崇禎并沒有改革的能力與魄力，再加上他天性多疑與剛愎。1644年，在所有內因與外因的聯合沖擊下，大動蕩應運而生。

明末的黨爭加速了明王朝覆滅的腳步，政府官員整日忙于爭權奪利，排除異己，于國家大事于不顧，致使行政效率低下，體系混亂。明際之士大多推崇東林黨人士。認為東林掌權，則國必盛；朝政日下，國之傾覆則由于閹黨亂政。若果真如此，天啟四年何以所謂眾正盈朝之時卻因自身的內斗被閹黨抓住機會以致全軍覆沒；崇禎初年魏忠賢自縊，閹黨被傾，東林正士紛紛入朝，奈何十七年后國亦亡。明朝由于施行八股取士，到后期眾官員徒有口舌而無實能，黨爭一方面降低了行政效率，一方面加劇了官員的愚直與腐化。各黨都各懷己思，各謀己利，意見不合則瘋狂打壓。東林人士非各個賢明，閹黨分子也非各個奸邪。

崇禎深知黨爭之禍，在位期間不遺余力打擊結黨，由于自己的性格和處理方式的欠妥，卻事與愿違，不僅黨爭日盛，且使眾臣疏遠，君臣互疑。1644年北京城破之時，崇禎發出：“文臣個個該殺；朕非亡國之君，然皆諸臣誤朕”的感嘆。今日觀之，雖然崇禎推卸了自己的責任，但也同時表達了自己的悲傷與無奈。言諸臣誤朕，試問袁崇煥、孫承宗、盧象升、楊嗣昌等人的悲劇又是誰誤誰呢？崇禎自縊煤山之時只有太監王承恩一人隨同，百官竟無一人相伴，由此可以看出此時百官與崇禎已是離心離德。

崇禎即位時面臨的軍事問題只有遼東的后金勢力，以大明之地大物博與人員充盈，面對幾萬女真人當是綽綽有余。然而自努爾哈赤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打明朝開始明軍接連敗退，失掉遼東大片土地，究其原因乃是衛所制度的崩潰，裝備廢弛，軍士訓練不力。加上萬歷、天啟的怠政和荒嬉置遼東邊事于不顧，導致后金勢力逐漸膨脹以至于可時刻危及京城。崇禎本來對于遼東之事頗為重視，啟用袁崇煥督師薊遼，但其又急于求成，剛愎自用且疑心太重。

崇禎二年（1629）的己巳之變，不僅是袁崇煥的悲劇也是崇禎的悲劇。《明史 袁崇煥傳》評價：“自崇煥死，邊事亦無人，明亡征決矣。”眼下，朱由檢不僅沒能解決遼東問題，后院又起了火，由于干旱饑荒與地主壓迫，西北爆發大量的農民起義。崇禎不得不兩面應敵，在此過程中雖互有勝負但卻因連年征戰，財政枯竭，民心向背，農民軍勢力不斷增強。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破京城，朱由檢自縊，與其說是李自成滅亡了明朝，不如說是明朝內部的瓦解。

(圖)李自成進京

李自成入京后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錯誤的政策，致使眾叛親離，外加吳三桂的反叛引清軍入關，山海關一役，天下易手。大明王朝276年，1644年的大動蕩是276年積弊的結晶，這一年的人和事大多是偶然但同時又是必然。崇禎說自己非亡國之君，但歷史證明其必為亡國之君。與其說大明亡于崇禎，不若說亡于祖制，亡于不思進取、默守陳規。在大明朝的前中期，崇禎或可成為一代明主，但在王朝末期，剛愎多疑的朱由檢必將使基業敗亡，1644的大動蕩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