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喜歡聽人說好聽的，據說這是人的弱點，與生俱來的。越是位高權重的人，就越好這口。這不是說，居于上位的人，人類的弱點就體現得比較充分。上面的老爺，這種毛病，往往是下面的人給慣出來的。有這種毛病，史家的說法，對于國計民生大有干害，每每號召近君子遠小人，可是收效甚微。不過，喜歡聽好聽的這種人的弱點，也不是全無好處，下面的人如果犯了事，有時倒是可以利用這點給自己覓一條生路。

乾隆年間的尹會一、尹嘉銓父子，是清史上的名宦。父子都是著名的理學家，官做得都不小，老子做到吏部侍郎，兒子也混了個大理寺卿，都是高干。不過，兩人有名倒不見得是因為官大，二三品的官兒，清朝多著呢。老子的名氣來自為官能干，做地方官勸耕辦賑很有成績，最重要的是，他還是個受到皇帝表彰的孝子。

而他兒子尹嘉銓的名聲，卻源于一起大獄——已經退休致仕的他，偏要上奏請求皇帝把他老子和清朝的名臣湯斌、范文程、李光地等一并從祀孔子，并請求給他老子一個謚號，借此為他的老子揚揚名。自己呢，也順便博一個孝子做做。沒想到，卻惹得皇帝大怒，把他打進了大牢。

魯迅先生曾經注意到這起特別的文字獄，分析了尹嘉銓得罪皇帝的原因，是因為乾隆這種“英主”，是絕對不允許朝內有所謂名臣的。太平盛世，沒有名臣，也沒有奸臣，只能有不好不壞的奴才，才能烘托出一個高聳入云的英主。可惜，臣子們不一定都能領會皇帝的意思。尹嘉銓自我感覺他們父子都是名儒，然后想通過皇帝變成陪孔夫子吃冷豬肉的“名臣”。

對于乾隆來說，自然屬于“大肆狂吠”，不得不加以懲罰。魯迅先生還注意到，奉命查辦此案的大臣，體察皇帝的旨意，刻意在揭露尹嘉銓假道學上面下工夫，百般在他的男女之事方面出他的洋相。名儒休矣，名臣也就見鬼了。案件查辦的結果，擬將尹嘉銓按干犯大逆罪，也就是謀反罪，凌遲處死，家屬連坐，但到了皇帝那里，格外開恩，變成絞刑，不牽連家人。

不過，這樁文字獄，還有一種說法是，尹嘉銓其實沒死，最終被乾隆赦免回家吃老米去了。事出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據說當年辦此案的刑部郎中，奉旨記有《紀事》一篇，有人親見。說的是當年定讞之后，尹嘉銓判了死刑，乾隆意猶未盡，遂命尹嘉銓的好友，備酒席一具，到獄中為尹送行，看尹嘉銓說什么，然后回奏。哪知道，在飲食間，尹嘉銓顏色不變，鎮定如常，只一個勁兒地自責自己混賬，辜負了皇帝的圣恩。這個情況反饋到乾隆那里之后，興致好的乾隆見了尹嘉銓。

一見之下，乾隆先是聲色俱厲地數落尹嘉銓的罪行，破口大罵，罵夠了，然后宣布赦免其罪，放他歸田。在尹嘉銓千恩萬謝之后，乾隆問他還有什么話說？尹嘉銓回答道，說他已經年過七十了，余下的歲月，唯有天天焚香禱祝皇上萬壽，爭取活到一百歲，不敢一天間斷，多一天就多禱祝一日。這樣的超級馬屁，惹得乾隆大笑——太受用了。尹嘉銓最終以這樣一個超級馬屁，放過之后，回家養老了。

清朝皇帝提倡理學，為的就是讓臣子安分守己，老實效忠。康乾年間的理學家，個個都是規規矩矩裝孫子的寶貝。說他們虛偽是可以的，像湯斌那樣，位極人臣，總是穿補丁褲子在人前晃來晃去，但說他們會有什么悖逆犯上的言論，打死他們都不敢，做夢都不敢。查案的人把尹嘉銓的所有著述查了個底朝天(當然，順便把家產也抄光了)，能找到的所謂罪證，也就是他的有關“名臣”言論，連個“帝王師”的話，都是他引用的。

就是請求皇帝答應讓他老子陪孔夫子吃冷豬肉，固然有沽名之嫌，但也是一片孝心，又能犯到哪兒呢？根據這點事，就把個三品大員凌遲處死，株連三族，即使批判從嚴，也忒過了些。“文革”的一打三反整人，捕風捉影羅織罪名，也到不了這個地步。看來，在我們這個國家，搞運動，有傳統。當年乾隆大興文字獄，風氣所被，很有點像政治運動，趕上運動，必然倒霉，具體辦事的人，都是株連唯恐不廣，整人唯恐不死的主兒。不這樣，就不能讓主子開心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