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坐家屬的“士亡法”

東漢末年的戰亂中，曹操集團逐漸獲取中原控制權。曹操將他軍隊中的士兵一律劃為“士籍”(或稱“士家”)，戶口單列，世襲為兵。士兵家屬集中遷居到許昌一帶居住，作為人質，如果士兵有逃亡、叛降行為，就連帶處罰其家屬。士家的女子不得外嫁，只能在士家之間通婚。另外，曹操還特意制定“士亡法”。原來東漢末年的法律規定，凡是士兵逃亡的，官府可以逮捕其妻子、子女進行拷打，追究其去向。曹操覺得這樣處罰還不足以威懾士兵，在“士亡法”中規定，逃亡士兵的父母、妻子、子女、兄弟都要株連處死。

《三國志·魏志·盧毓傳》記載了一件“士亡法”公布不久后的案件。有一位婦女白氏，由父母包辦嫁給了一個士兵，才過門沒幾天，連丈夫的面都沒見過，那個士兵就因失蹤被判定為逃亡。負責審判的大理寺依據“士亡法”判處白氏死刑。上報到朝廷，門下省“賊曹”的官員盧毓引經據典加以反駁，說：“女子要經與丈夫見面同房，才成為人婦，所以《詩經》有‘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而《禮記》又說，女子如果沒有在丈夫家的祖廟牌位前見過祖宗，死后要歸葬娘家，因為她還沒有成為人婦。這位白氏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法官就要判她死刑，那么正式成婚的如何來加重處罰？法律對此并無明確規定，法官只是在比附判案，那么按照儒家經典‘附從輕’，比附類推論罪應該從輕處罰。《尚書》也說‘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白氏是經過了正式禮聘及過門的程序，可以處刑，但處死刑就過重了。”曹操聽了他的匯報，感嘆說：“盧毓的意見是對的，他引經據典，使孤嘆息。”白氏由此才逃得一命。

過了幾年，又發生一樁案件。曹操軍隊中的吹鼓手宋金等人在合肥逃亡，宋金的母親、妻子以及兩個兄弟都在許昌被捕，法官上報，建議按照“士亡法”全部處死刑。當時擔任丞相府“理曹掾”(主管司法的低級官員)的高柔向曹操建議：“士兵逃亡確實是可恨，但是我覺得其中有不少人是會后悔的。我請求凡是逃亡的不要連坐誅殺他們的親屬，一來可以使敵軍宣稱我軍殘暴的宣傳破產，二來也可以誘使逃兵有歸還之心。只要按照原來的法律就足以使士兵不至于輕易逃亡，再加重處罰到連坐親屬，我以為現在的士兵見到有人逃跑的，為了躲避連坐也跟著逃亡，這樣的重刑并不能制止逃亡，恐怕還要增加逃亡。”曹操接受了他的意見，宋金的家屬都沒有被殺，并將法令修改為逃亡士兵親屬沒為官奴婢。

曹魏廢漢建國后，高柔被任命為主管審判的廷尉。有一個叫竇禮的士兵出營后失蹤，軍營以逃亡上報，請求追捕，并連坐竇禮的妻子、子女為官奴婢。竇禮的妻子每次過堂受審都連呼冤枉，可是各級官府都不予理睬。案件上報到廷尉，高柔親自審訊：“你怎么知道丈夫沒有當逃兵？”竇禮的妻子流著眼淚說：“丈夫從小失去父母，后來奉養一位老太太當作自己母親，非常恭謹;而且他又疼愛兒女，愛撫看護，絕不是不顧室家的人。”高柔再問：“那么你丈夫與人有仇嗎？”答：“丈夫很善良，與人無仇。”高柔追問：“你丈夫與人有錢財交易嗎？”答：“曾經借錢給同營的士兵焦子文，后來追討幾次都沒有還債。”恰好這時焦子文為了一個其他罪名關押在監，高柔立刻提審焦子文，嚴詞追問，焦子文承認是他為了賴債而殺死了竇禮。高柔派人押著焦子文到作案現場，挖出了竇禮的尸體。魏文帝曹丕下詔立即釋放竇禮的妻子和子女為平民，并且將這個案件頒發到全國司法機關，警惕竇禮這樣的冤案再發。

處置逃兵的法律演變

中國古代戰爭中，士兵都是被強制服役的農民，在大多數時代，當兵并不能帶來身份上、經濟上的明顯好處。在“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的文化環境下，當兵要冒身體毀傷、陷己不孝的下場，也很難得到精神上的激勵。因此古代統治者為了能夠驅使士兵為自己賣命，只好嚴懲逃兵。曹魏的“士亡法”并非個案。

現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處置逃兵法律，是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軍爵律》兩條條文。一條是規定士兵每五人編為一“伍”，其中有一個士兵逃亡的，其余四人都要受罰兩年的勞役(如有戰功斬敵一顆首級可以免罰)。這種連坐法使全體士兵出于自身安全考慮而互相監視，大概是各國軍隊普遍實行的。另外一條規定，如果在戰場上“失蹤”，軍隊已經上報他陣亡、國家對他的后人進行了撫恤、授予爵位，可是后來查明他是在戰場上逃跑，并沒有死，就要剝奪他后人所得的撫恤及爵位。這人日后回到家鄉，就“以為隸臣”，成為國家奴隸。

商鞅變法后，秦國的士兵在戰場上斬獲敵軍一個首級就可以獲得一級爵位，國家按照爵位來分配土地，授予種種法律上、社會生活上的特權。因此秦國軍隊總的來說士氣高漲，被孫卿子評為是戰國最強的軍隊，“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荀子·議兵》)。因此逃兵問題或許不那么嚴重，處罰還不算很重。

唐律的《捕亡律》將逃兵罪名區分為已出征臨戰時的逃亡、平時鎮守駐防時的逃亡兩大類。凡是軍隊已出征上戰場，士兵逃亡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逃亡超過十五日判處絞刑。如果是在作戰時逃亡的處斬首。凡是平時鎮守駐防，士兵逃亡一日杖八十，三日加一等，最高加到流配三千里為止，沒有死罪。

唐末五代時期軍閥混戰，為了防止士兵逃跑，朱溫(后梁太祖)下令在士兵臉上刺上軍號(用針刺字后再涂上墨汁)，在道路關口設立崗哨盤查，發現刺字的逃兵就予以處死。這個辦法迅速被各個大小軍閥采用，也被宋代繼承，士兵一律刺面，并設“逃亡之法”。刺面的禁軍逃亡，滿一日處斬首。北宋仁宗改為逃亡滿三日，斬首。北宋神宗王安石變法期間改為逃亡滿七日，處斬首。這個法律一直維持到南宋滅亡，只不過各代皇帝往往下詔特赦逃兵的死罪。

明律繼承了唐律將逃兵罪一分為二的立法原則，但不采用按照逃亡日期來定罪量刑。《兵律·軍政》規定，軍官軍人出征時逃亡的，初犯杖一百，充軍繼續出征;再犯者處絞刑。而各地駐防軍人逃亡的，初犯杖八十，繼續服役;再犯杖一百，發往邊遠地區充軍服役;三犯處絞刑。

清律沿襲了明律的規定，只是將兩種逃兵罪名的絞刑都改為“絞監候”(監禁等待秋審最后決定是否執行絞刑)。可是在后來的清代條例里，卻不分出征、駐防，只要是“在營”的將士逃亡的，一律加重為斬立決(不經秋審報朝廷核準后立即執行死刑)。在戰爭結束前自首的，發遣到各省駐防八旗為奴;戰爭結束后才自首的仍然斬立決。

“軍令如山倒”

中國古代軍事制度里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賦予指揮官對于手下將士的生殺大權，成文法規的效力在軍營居于指揮官軍令之下。因此指揮官有權決定有關逃兵處置的這些法律在軍營是否執行。比如唐朝張仁愿主建三受降城就是一個典型事例。

和歷史上很多著名統帥一樣，張仁愿是位文官出身、由朝廷監察官員轉化而來的邊疆統帥。唐景龍二年(708年)張仁愿率軍擊破突厥大軍，追擊跨越突厥與唐朝軍事分界線的黃河一線。張仁愿注意到突厥每次入侵都會先在黃河以北的拂云神祠“祭酹求福”，同時集結兵力、放牧戰馬。他向朝廷建議，乘這次突厥兵敗，奪取黃河以北要地，在黃河主要渡口處修建三受降城：在原來的拂云祠建中受降城(今內蒙古包頭市西)，以東三百余里地建東受降城(今托克托南、黃河北岸、大黑河東岸)，以西三百多里建西受降城(今杭錦后旗烏加河北岸、狼山口南)，作為防御突厥入侵的前哨陣地。

唐睿宗批準了這個計劃，下詔當地已服役期滿的士卒全部留下筑城。張仁愿立即著手開工，而士兵們心懷不滿，有兩百多名咸陽籍的士兵離隊逃亡。張仁愿下令追捕，全部抓獲后一齊斬首。由此士卒們不敢懈怠，只能寄希望于盡快完工可以回家。只花了六十天，就筑成三城。以后又逐漸建立一千八百所烽火臺，這條邊防線有效保障了唐朝北部的邊境安全(《舊唐書·張仁愿傳》)。

除了“軍令如山倒”外，歷代也允許指揮官對所部制定規則。比如明朝以訓練精兵出名的戚繼光，在《練兵實紀》等軍事著作里記載了自創的“營規”。他處置逃兵的辦法并非僅僅依靠死刑恫嚇。他主張“詳責成”，所有違犯軍法軍令的行為都要連坐軍官，每一單位的士兵都要連保，如有逃兵，一隊中“一半送監”，其余一半進行緝拿，都要革去“月糧”。一年未抓獲的，全隊發往邊防巡哨三年，而且全隊士兵在抓獲逃兵以前只能拿一半兵餉。同隊有士兵揭發的，全體不必連坐，如果無人揭發，就要全隊連坐。這些制度后來大多被清末的湘、淮軍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