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曾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倡兼容并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之義”，一時間北京大學名師云集，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劉半農、梁漱溟、李四光、王星拱、顏任光、鐘觀光、任鴻雋、李書華、丁西林、馬寅初、陶孟和、陳啟修、王世杰等紛至沓來，讓北京大學成了青年才俊向往的高級學府。不過聘用陳獨秀等人，卻是蔡元培先生的高明之處。

資料顯示：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請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而當時陳獨秀雖然五次東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時間都不長，沒有接受過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學的學歷教育，更沒有在所謂“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先后入東京的亦樂書院、成武學校(軍校)、正則英語學校、早稻田大學、雅典娜法語學校學習，但即使是第四次居日的近兩年時間，也主要與張繼、章士釗、蘇曼殊等中國朋友切磋砥礪，真正在每所日本學校系統學習的時間，均未超過一年，而日本當時并無“日本大學”。另外，陳獨秀也沒有擔任過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等職。安徽公學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學。1904年冬，遷回蕪湖改名為安徽公學。陳獨秀是遷校的積極倡議者和推動者，熱心推動安徽旅湘公學遷回蕪湖，改辦為安徽公學，但陳獨秀并沒有在校內任職。這一時期，他一方面熱衷編輯《安徽俗話報》，另一方面躲在蔡元培租來的房子里，天天跟隨楊篤生等人試驗炸藥，研究暗殺。陳獨秀與蔡元培因此相識并結下友誼。陳獨秀也沒有擔任過安徽高等學校的校長。安徽高等學校由陳獨秀主持創辦，但陳獨秀只擔任過教務長，沒有擔任過校長。

那么蔡元培先生為何要為陳獨秀造假呢？

其一，陳獨秀先生是個人才，1915年9月創辦《青年雜志》 (后改名《新青年》)，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思想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當時影響力極大。

其二，陳獨秀資歷豐富，一直走在時代的前沿。早年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速成科學習。1903年7月在上海協助章士釗主編《國民日報》，1904年初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思想。1905年組織反清秘密革命組織岳王會，任總會長。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后轉入早稻田大學。1909年冬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被捕入獄，出獄后于1914年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志。

其三，北京大學的需要。當時的北京大學更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只想當官，有的頑固守舊，不容許有新思想進來。學生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一年要花幾千銀元，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對讀書毫無興趣，對當官之路卻千方百計地去鉆營。因此更需要像陳獨秀這樣的新鮮血液去補充。

其四，陳獨秀自身的實事求是。陳先生也沒有為自己弄假文憑，假學歷，陳獨秀也強調過自己沒有“學位頭銜”，“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這種實實在在的態度，贏得元培先生的敬重。

不過，蔡元培先生為陳獨秀奔走，甚至造假，絕對不是時下某些校長教授之流為了謀取私利，或者爭什么頭銜，爭什么地位，或者利用更大的權力，搞些吸引女學生的勾當。兩位先生獻身北大已成為北大教育發展史上的佳話，歷史已經證明，陳獨秀先生不但是“積學與熱心的教員”，還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頓”的革命的精神。陳獨秀當時“是一員闖將，是影響最大，也是最能打開局面的人”。這里面沒有絲毫的私人好惡，完全是為了北京大學的自身需要。可笑現在某些學校在引用教師職工方面，多方面設卡，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必然關死了優秀人才的進來的門徑，結果只能是武大郎開店，比自己高個的給秒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