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偏安江南百余年，出了十多個皇帝，除了宋孝宗之外，幾乎沒一個皇帝想打仗，按照今天的說法，就是太熱愛“和平”了。可是和平靠什么來保證？不是一紙條約，而是實力。那么，實力從哪里來？外建武備，內修朝政也，說白了就叫國計民生。我們今天談到岳飛之死，無不對宋高宗趙構和秦檜這兩家伙切齒痛罵，說到底還是局限于針對“武備”的毀損，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提到的“遣南來之北人歸北”、解散岳家軍、打擊迫害抗戰將領等等，都是“武備”上的該罵之處。實際上，趙構真正該罵的地方，是對內的民生問題。

且不說宋金之間簽定的和約是否管用(其實無用)，就算管用，那么，簽訂和約的目的是什么？用宋高宗自己的話說，是“與民休息”，自己給金人當兒子、當孫子，那都沒關系，只要老百姓能夠不被戰爭蹂躪，能夠過上太平富足的日子就行了。話說得很好聽，很感人，做出的事情卻實在不咋的。正如胡銓所說：“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國之“府庫，無旬刀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宋史》)明的是罵秦檜，實際是罵宋高宗的。我們就來看看趙構是如何榨取老百姓“膏血”的。在紹興和議簽訂之前的戰爭期間，趙構曾以“濟軍用”為名，向百姓預借賦稅，性質上就是發行國債，到時候要還的，即使不還，也要沖抵以后的賦稅。

那么，戰爭結束后，進入和平建設時期，趙構是如何做的呢？是否應該歸還或者減免賦稅呢？他不跟老百姓講道理，賦稅不僅不沖抵減免，還繼續增加了。如紹興十二年他下詔，命諸路常平司賣官田時要租佃人“增租三分，如不愿增者，許人劃佃”。“預借之稅，今尚未免，巳預借之弊，折納太重，近于重斂”(《系年要錄》)。有些州縣在折納稅絹時，甚至“每匹有至十千者”，民不堪命。在征收賦稅時，趙構還強迫老百姓“合零就整錢，如綿一錢令納一兩，絹一寸令納一尺之類，是正稅一分，陰取其九”。甚至，當時各地都是“官收一歲之賦，而民輸兩倍之積。”若這些賦稅只是臨時增加也還罷了，最可怕的是，這些賦稅一但增加，就沒有回頭的可能。老百姓負擔之重，已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甚至連趙構自己似乎都有些“過意不去”了。紹興二十三年，江西帥臣張守奏請減免當年百姓歷年積欠的預買、和買之費，趙構考慮再三，欲準其奏，但“時秦檜為相，方損度為月近，且日虞四方財勇之不至，怒而不行”。

你看，皇帝想答應，丞相卻不干，最后是皇帝向丞相妥協，誰信呀，分明是在演戲，骨子里還是不想減免。果然不久之后，他又下詔，在各地增加了名目更為繁多的苛捐雜稅，如兩浙百姓責要繳納綿、綢、稅捐、茶捐、雜錢、白米六色，和別科米麥，“有一畝地納四五斗者”;京西地區，根據隱田，“增添租米，加重于舊”;湖南“有土戶錢、折托錢，醋息錢、麥引錢，各色不一。”等等。并令各地，“間乞減免，理宜禁絕。”也就是說，以后減免的事情連提都不讓提了。這樣做的后果是什么？“民力重困，餓死者眾。”我讀《宋史》的時候，時常會產生疑問，為何蒙古人修《宋史》，把秦檜罵得體無完膚，而對宋高宗卻筆下留情？現在我明白了：秦檜再牛，他也是給老趙家打工的;秦檜再壞，他也壞不過背后的老板。罵秦檜，其實就是在罵宋高宗，不分彼此。可見，在馬背上長大的蒙古漢子也會繞彎兒罵人，且罵得不著痕跡，高明啊！還有一個疑問，那就是紹興和議之前，南宋只發生過一起農民起義，即岳飛鎮壓的楊幺起義，而和議之后，國家和平了，為何老百姓反而紛紛揭竿而起，各種規模的起義頻出呢？

我查了一下史料，簡單做個匯總。福建有“數十百部，部數千至數十百人”，以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尚、何白旗、滿小紅、朱明領導的義軍為最;宣州(安徽宣城縣)有摩尼教徒俞—領導的起義;江西有劉花、何花等人的起義，波及廣東的循州、梅州、潮州、惠州等地，規模比較大。另外，海南島有“瓊、崖、詹、萬四州”百姓、浙江臺州地區的百姓)、江西傳州的摩尼教徒、福建建州頤寧縣的饑民、浙江衡州的饑民、江西吉州地區的農民等等，都紛紛揭竿而起，殺富濟貧，屢挫官軍。現在我又想明白了，原來和議之前要抗金，老百姓雖苦，卻也支持朝廷，槍口對外，眾志成城;和議之后，如果真的像趙構所說的那樣，是為了“與民休息”，老百姓過好日子，當然不會造反。可是，看看趙構斂財的那些損招，根本不顧老百姓的死活，史家罵他實在是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