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28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開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北洋政府先是“中立”，后來幾經周折，終于在1917年8月14日，宣布“與德奧兩國同時入于戰爭之狀態”，與兩國所簽條約一律廢止。①

對于中國參戰的好處，早在戰爭爆發之初，梁士詒即有所預見，他對袁世凱說：“德奧以小敵大，戰之結果，必難悻勝。在我見，正不妨明白對德絕交宣戰，將來與和議中取得地位，與國家前途，深有裨補。”②1915年5月，中國政府被迫簽下“二十一條”。袁世凱問陸徵祥有什么補救辦法，陸回答：“只有參戰，到和會時再提出，請各國修改。”

袁世凱死后，主政的段祺瑞亦相信，“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參加，日本對青島勢必染指掠奪”，而“德國雖系當今之強國，但眾怒難犯。料其難以取勝。將來協約國取得勝利，中國將成局外之人，而我國參加，那將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時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和會上有我一席之地， 必將提高中國之國際聲譽。”③除了爭取國際地位外，段祺瑞還有一個動機，那就是借此抑制日本在華勢力的發展。

中國參戰后，即收回德、奧在天津、漢口的租界，撤銷兩國領事裁判權。同時獲得協約國許諾：庚子賠款自1917年12月起暫緩五年償還(俄國僅同意緩還1/3)，免加利息;德奧賠款永遠撤銷(占庚子賠款總數的20.91%，其中德國9000余萬兩，奧匈400萬兩);改變《南京條約》“協定關稅”條款規定的5%固定稅率，允許中國提高5%關稅;天津周圍20里內允許中國暫時駐軍，以防范德奧僑民。④

中國沒有出兵歐洲，但也實際援助了協約國。宣戰以前，北洋政府即采取“明守中立，暗事參加”的“以工代兵”辦法，派遣華工出國。“一戰”期間，英法俄三國共招募華工30萬人，為他們從事建筑、修路等體力工作。還有為數不少的華工被違約送上戰場，在戰火中修工事、運彈藥、抬擔架，沙俄甚至將華工“編為軍隊，作前線沖鋒之用”。戰爭期間，有約5萬華工死亡。⑤

因有以上作為，中國在戰后得以戰勝國資格，參加巴黎和會。在和會上，中國代表據理力爭，終沒能使日本在和約上聲明歸還青島。山東問題外，和約上還確認了廢除德國領事裁判權、取消德國庚子賠款、賠償中國戰爭損失等內容。一旦中國拒簽，未來就要同德國單獨媾和，到那時，中國未必還能獲得這么多的權益。

在這種情況下，北洋政府傾向于簽約，而保留山東條款。但是國內民意已然沸騰，爆發了五四運動，中國代表只得拒簽了《凡爾賽和約》。不過，中國在巴黎和會上成為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國。

讓人慶幸的是，學生們的游行活動并沒有使中國外交陷于絕境。通過華盛頓會議，中日兩國先后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例》《魯案細目協定》，中國有條件地收回青島。1924年《中德協約》、1926年《中奧通商條約》簽訂，北洋政府不僅獲得《凡爾賽和約》中有利于中國的條件，還從德國獲得約8400萬元的戰爭賠款。加上中國戰時所獲的德國船只，以及被免去的庚子賠款，中國總收益達2.5億元。⑥

總的來說，中國參加“一戰”，不僅成功地融入世界格局，還以較小付出，收獲了豐厚的回報，堪稱是一次輝煌的外交勝利。唯“五四運動”之事，迄今仍有待后人深思。

注釋：

①《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1911-1919)》，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293頁;②鳳岡及門弟子編：《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1946年印行，第195-196頁，轉引自王建朗《北京政府參戰問題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③陳劍敏：《段祺瑞力主中國參加一戰緣由新探》，《安徽史學》2001年第4期;④李志學：《“一戰”對德外交與中國加入國際體系》，《學習與探索》2013年第8期;⑤李明歡：《歐洲華僑華人史》，中國華僑出版社2002年，第103頁;⑥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 ，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82—143頁;唐啟華：《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社科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31—3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