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國派出的第一個訪華使團到達中國。英國人對這個神秘的國度充滿好奇。他們相信，中國就像《馬可·波羅游記》中所寫的那樣，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然而，一登上中國的土地，他們馬上發現了觸目驚心的貧困。使團成員約翰·巴羅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說：“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后的景象。”

乾隆統治下的中國，縱向比，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人口最多、國力最盛的時期;橫向比，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何以這個在滿清眼中足以匹敵古代任何一個時代的盛世，在英國人眼中卻如此黯淡？原因很簡單，乾隆時代中國人和歐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實在太大了。14世紀到17世紀，歐洲人并不比中國人富裕。他們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塊面包加一碗濃湯就已經讓辛苦了一天的英國農夫心滿意足。但是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歐洲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在當時，中國農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糧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憐，通常情況下，在春荒之際，還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時代，民眾吃糠咽菜的記載比比皆是。據《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介紹，普通英國農戶一年消費后，可剩余11鎊，約合33～44兩白銀。而一個中等中國農戶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而年支出為35兩，也就是說，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所以一旦遇到饑荒，普通人家會立刻破產，賣兒賣女的情況十分普遍。乾隆盛世的貧困，不僅僅體現在物質上，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精神上。

到達浙江沿海后，因為不熟悉中國航線，英國人請求當地總兵幫他們找一個領航員。總兵痛快地答應了。英國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總兵的辦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從海路去過天津的百姓都找來。使團成員巴羅說：“他們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帶回了一群人。他們是我平生所見神情最悲慘的家伙了，一個個雙膝跪地，接受詢問……他們徒勞地哀告道，離家遠行會壞了他們的生意，給妻子兒女和家庭帶來痛苦，總兵不為所動，命令他們一小時后準備妥當。”這一幕在歐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國人說：“總兵的專斷反映了該朝廷的法制或給予百姓的保護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個誠實而勤勞的公民、事業有成的商人拋家離子，從事于己有害無益的勞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為。”而同時代的歐洲，人權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一個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將另一個人置于腳下。

乾隆所處的18世紀，是人類歷史偉大的轉折點。在這以前，人類進步的腳步一直是遲緩的。而從這個世紀起，歷史開始跑步前進。戴逸先生在他的《論乾隆》文中說：“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國經歷了產業革命的全過程。”戴逸先生又在他的著作《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提及：“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層蘊含著龐大的資源和能量，人們一直在探求而少收獲。18世紀，一下子得到了打開寶庫的鑰匙，新的生產力像蟄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噴涌迸射出來。工農業產值幾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質財富滾滾而來，源源不絕。”

而這個世紀政治文明的進步并不慢于物質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鳩發表了名著《論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國宣布獨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國爆發資產階級大革命，提出了“主權在民原則”。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7年)，華盛頓宣布拒絕擔任第三任總統，完善了美國的民主政體。18世紀，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里”。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卻在做著相反的事情。他視民間社會的活力和自發精神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敵人，積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里。

乾隆盛世不過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閹割版重復。乾隆盛世的功績是創造了政治穩定，產生了數量空前的人口。然而乾隆時代給中華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創傷，遠大于這一時的成就。橫向對比18世紀世界文明的發展，乾隆時代是一個只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盛世。縱向對比中國歷史，乾隆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干凈、意志被壓制得最靡弱的時代。可以說，乾隆盛世是一個饑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