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老虎吃人，歷代人民一直在持續不斷地打虎。最久遠的打虎是馮婦打虎;最津津樂道的打虎是武松打虎;最悲壯的打虎是蔣經國上海打虎。1948年8月，蔣介石為挽救因內戰而急劇發展的巨大經濟危機，將蔣經國派到上海“打虎”，實行經濟管制。蔣到上海后，采取群眾運動和鐵腕手段，強行“限價”，打擊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的“奸商”，在一段時期內頗見成效。但是由于宋美齡、蔣介石徇私包庇孔氏家族，蔣經國不得不辭去職務，黯然離開上海。

蔣介石自奉儉約，廉潔自守，對孔氏家族的貪瀆、腐敗有過調查和制裁，但是，顧慮重重，下不了狠心，終于因宋美齡關系，在孔令侃和揚子公司問題上失足，失去治理“豪門”和權貴資本的一次重要機會。蔣介石派蔣經國到上海“打虎”，蔣經國豪氣干云，決心大干。

1948年8月，蔣介石為挽救因內戰而迅速加劇的巨大經濟危機，以曾任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的俞鴻鈞為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為助理，其任務是到上海實行“經濟管制”。蔣經國雖名為助理，實際上負全責。蔣經國深知在上海前臺活動的商界大佬們的后臺就是南京的黨國要人，任務艱難，赴任之前，就對乃父說：“上海金融投機機關無不與黨政軍要人有密切關系，且作后盾，故將來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斬亂麻之精神貫徹到底不可也。”

蔣介石支持蔣經國的鐵腕做法。9月7日，蔣經國親自回南京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雖對上海官商勾結的嚴重狀況感到痛心，但對蔣經國的“戰果”卻聽得眉開眼笑，“興奮非常”。由于滿意蔣經國的工作，9月19日晚，蔣介石在和宋美齡乘車到南京東郊兜風時，特別和妻子相約，支持蔣經國在上海的舉措，“同為經兒前途打算，使之有成而無敗也”。

啃到了硬骨頭——孔令侃的揚子公司

當時，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藹齡的兒子孔令侃所開設的揚子建業公司(簡稱揚子公司)。9月29日，盧家灣警察局向上海警察總局報告，茂名南路、長樂路口的英商利喴公司汽車行囤有大量物資。當由經濟警察大隊會同該局前往檢查，發現該處存有大量物資，均系揚子公司所有。另在大通路二百七十七號及虹橋路倉庫中也發現該公司儲存的大量物資。30日，奉命查封所有物資。10月2日，上海《正言報》發表消息，標題為“豪門驚人囤積案，揚子公司倉庫被封”，副標題有“新型汽車數近百輛，零件數百箱，西藥、呢絨，價值連城，何來巨額外匯，有關當局查究中”、“貨主孔令侃昨晚傳已赴京”等。在揚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曾致函蔣經國交涉，說明揚子公司營業額不大，查封之物，已向社會局登記，孔令侃并已于事發后乘夜車離滬赴京。孔令侃不僅是孔祥熙、宋藹齡的大兒子，而且和宋美齡關系密切。宋由于早年小產，后來一直沒有生育，非常疼愛她的這個外甥，視同己出，精心培植、呵護。

宋美齡突飛上海，上海報紙的報道發生微妙變化

繼《正言報》之后，10月3日，上海三家大報《申報》、《新聞報》和《大公報》陸續報道揚子公司被查封的有關消息，但其態度卻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申報》的標題是“抄獲揚子建業物資，呈候經管局候示”，這篇報道不僅標題較《正言報》平淡，其內容則一是強調“上項物資均已向主管機關呈報有案”;二是強調外傳相關報道不確，聲稱“至外傳查獲大批新汽車及呢絨等，則并非事實”。《新聞報》的報道根據上海警察局特別刑事處的官方文書，其內容大體與《申報》相仿，但其標題則為“揚子公司物資呈報當局有案”，說明該批查封物資“呈報”過，有案可查，意在告訴讀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僅僅相隔一天，但三報與《正言報》的報道卻相差很大。其故安在？推其原，當和孔令侃的緊急赴寧與宋美齡的緊急上海之行有關。孔令侃在揚子公司被查封的當天，曾飛往南京，向宋美齡求救。《正言報》的報道則說，孔令侃系乘夜車赴寧。兩說在孔令侃赴寧所用交通工具上雖不同，但9月30日確有南京之行則一致。另據中央社消息：宋美齡于10月1日晨9時乘美齡號專機抵滬。《申報》、《新聞報》、《大公報》的低調處理顯然和孔令侃、宋美齡抵滬之間的緊急互動相關。

蔣經國的困難與矛盾

按蔣經國的脾氣和一貫作風，在揚子公司查獲了如此巨額的囤積物資，自然只有一個辦法——審查、扣押、查辦其主人孔令侃，然而，蔣經國感到，抓不得。揚子公司以孔令侃為董事長兼總經理，屬于權貴資本(當時稱為“豪門資本”)。成立于1946年4月，注冊資本一億元，1947年資本增加為十億元，分為一百萬股，孔令侃占二十四萬九千股。該公司長期名聲極糟。1947年7月，已因套用大量外匯事引起廣泛的社會反感，此次囤積大量物資一事被發現，自然更加激起各階層人士的不滿，甚至憤怒，不少人主張立即逮捕孔令侃。據蔣經國當時的親信賈亦斌回憶，某日，他問蔣經國：“孔令侃案辦不辦？”蔣經國裝作沒有聽見，不回答。賈亦斌再問：“孔令侃案你準備辦不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