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制社會，想根除貪污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污的，因為“低薪制”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事實上，傳統財政制度中可鉆的空子太多，貪污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在大部分時候，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乾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有一個不變的指針，那就是現實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更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同時，乾隆盛世的經濟發展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在乾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錢財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濕度和酸堿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僅僅十余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后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

乾隆中后期，腐敗呈現以下幾大特點：

一是涉案數額從小到大，腐敗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繼雍正肅殺之后，貪污案件極少發生。偶有發生，貪污額亦不大。乾隆前期處理的幾個案子，少者數千兩，多者也不過數萬兩，極少有上十萬者。像提督鄂善收賄銀千兩，即被處死。到了中后期，腐敗案接連爆發，涉案金額成倍、成十倍增長，官員貪污動輒數萬，十萬，數十萬。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個小小的貴州知州劉標就侵蝕公帑二十四萬兩。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個小小的松崗站站員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萬兩。

二是腐敗官員由底層向高層發展，涉案高官越來越多。一般來說，高級領導干部經過組織程序千挑萬選，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質均應大大高于官僚隊伍的平均水平。確實，在乾隆前期，因為腐敗而被處理的高級官員，不過三五人而已。到了中期之后，形勢為之一變。從州府到省級大員，最后到首席軍機大臣，都陷入腐敗的泥潭。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間，省部級高官被處理者達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賄賂公行，窩案串案迅速增多，腐敗呈集團化公開化趨勢。

康雍兩朝，舉朝視貪腐如仇敵。到了乾隆朝，大家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在權力已經充分市場化的背景下，辦一件事，安排一項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錢，都有心照不宣的規定。不懂這些潛規則，在官場是無法立足的。如果不貪污，一個人就無法操縱自己的關系網；如果不貪污，他也沒辦法建功立業。在一定范圍內的貪瀆，不但是社會所默許的，而且是必須的。“腐而不敗”，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為了自保，腐敗者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即“窩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員眾多，形成了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系網。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污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系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會導致一省官僚體系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