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整(1212—1275)字武仲，關中人，曾以12騎襲破金國信陽，軍中呼為“賽(李)存孝”。宋理宗景定二年(1262)任潼川府路安撫副使兼知瀘州時，因畏懼奸臣賈似道迫害，以所領15軍、州、戶口30萬向忽必烈大汗(元世祖)叛變。南宋方面丟失大半個四川，戰爭形勢急轉直下。叛降后，策劃繞過長江、嘉陵江上易守難攻的山城，改從襄陽中路突破。元兵遂得長驅南宋都城臨安，滅亡南宋。

劉整祖上幾輩生活在關中地區。金末時投奔南宋，隸屬名將江萬載、孟珙麾下，寶祐二年(1254年)隨李曾伯入蜀，選拔為將，屢建戰功。景定元年(1261年)四月，升任瀘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撫副使。身為北方人的劉整以武功獲得升遷，為一些南方將領所忌，這其中就有后來守衛襄陽的主將呂文德。剛好此時劉整最初的直接領導江萬載因不滿權權臣賈似道當權誤國，辭職歸里奉養慈母，賈似道為了排除異己，在各路武將中推行所謂的“打算法”，即派遣官會計查核各地軍費，凡在戰爭中支取官府錢物用于軍需者，一律加以侵盜掩匿的罪名治罪。大將多獲罪，趙葵、史巖之、杜庶等名將均因此罷官，還被勒令賠償。另一名將向士璧被奪官下獄，被逼而死，家族又被拘押償付軍需。名將高達、曹世雄對不學無術的賈似道十分輕視，賈似道懷恨在心，命黨羽羅織罪名，逼死曹世雄，罷了高達的官。又嫉妒在釣魚城立下蓋世奇功的王堅，故意把他調知和州，罷了他的兵權，不久王堅即抑郁而死。呂文德當時為策應大使，與四川制置使俞興勾結，打算利用“打算法”迫害劉整。劉整得知消息后，驚恐不安，派人到臨安向朝廷上訴，因一向看重他的上級禮部尚書江萬載等都已辭職，投訴無門。當他看到比他名氣更大的向士璧、曹世雄均被逼而死后，“益危不自保”，于是秘密派人與蒙古成都路軍馬經略使劉黑馬聯絡，表示愿意以瀘州及所屬十五郡三十萬戶投降。由于劉整是宋之名將，他突然以蜀之沖要的瀘州要求投降，讓蒙古方面感到難以理解。當時蒙古將領多認為劉整投降之舉真假難辯，不可信。只有劉黑馬認為劉整此舉毫不可疑，最終，他力排眾議，決定派兒子劉元振前去受降。景定二年(1261年)六月，劉整召集手下官員，殺死反對投降蒙古者，開門迎接劉元振入城，被蒙古任命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宋理宗聽說后勃然大怒，命俞興討伐劉整，結果卻被劉整打敗。呂文德奉命務必收復瀘州。宋軍首先克復了瀘州外堡，然后采取步步為營、堅壁圍攻的戰術向瀘州推進。劉整難以支持，次年(1262年)初撤出，將瀘州民徙往成都、潼川。正月，呂文德收復瀘州。宋朝廷改瀘州為江安軍，但其所隸之州，除瀘、敘、長寧、富順外，均為蒙古軍占有。劉整投降蒙古對南宋是毀滅性的打擊，他不但提出了先取襄陽的戰略構想，還為蒙古組建了一支強大的水軍，使南宋的水軍優勢蕩然無存。宋史專家王曾瑜先生認為“宋元后期戰爭的關鍵決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顏，而是降將劉整。正是劉整使得元朝作出了重大的戰略調整，偏安江南，維持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終因元朝的戰略轉變而滅亡”。

宋理宗景定二年(1262)任潼川府路安撫副使兼知瀘州時，因畏懼奸臣賈似道迫害，以所領15軍、州、戶口30萬向忽必烈大汗(元世祖)叛變。

據《元史·劉整傳》首段載：“劉整字武仲，信陽，整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大驚，以為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賽存孝。累遷潼川十五軍州安撫使，知瀘州軍州。”

中統二年夏，整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入附，投降元朝。

對于劉整降元的原因，《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劉整傳》第二段記載說：“整以北方人，捍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擯沮，有功輒掩而不白，以俞興與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圖整。興以軍事召整，不行，遂誣構之，整遣使訴臨安，又不得達。及向士璧、曹世雄二將見殺，整益危不自保乃謀款附。”中統二年夏，整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入附。

忽必烈授任他為夔府行省兼安撫大使。至元四年(1267)，劉整入朝，向忽必烈獻策，說：“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混一之機。臣愿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捍蔽。”正式向元朝提出先攻襄陽的策略。

南宋方面丟失大半個四川，戰爭形勢急轉直下。叛降后，策劃繞過長江、嘉陵江上易守難攻的山城，改從襄陽中路突破。元兵遂得長驅南宋都城臨安，滅亡南宋。

歷史如何評價劉整？

關于劉整本人的地位，史家所予以的并不高，《宋史》中并無劉整的傳記，《元史》中篇幅也并不長，在過去宋元戰爭研究中，劉整的地位也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但是通過以上分析，可以毫無疑問地看到，劉整是宋元后期戰爭影響到整個局勢的一個重要人物。

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制初探》中對劉整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宋元后期戰爭的關鍵決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顏，而是劉整。正是劉整使得元朝作出了兩個重大的戰略調整，……偏安江南，維持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終因元朝的戰略轉變而滅亡。”